治本之道
也许有人认为，上述讨论是标本同治之道。但事实上，上述讨论，还只是治标，谈不上治本。

要治本，我认为，中国应该完成以下三项任务，或至少先完成其中的两项，那么，上述之危就能转化为中国发展、崛起之机了！
这三项任务是：1.终结人口控制政策；2. 对公职人员推行削权减薪的精简变革；3. 建立创新型的全民教育体系。

1. 终结人口控制政策

关于人口增长之争，不仅是人口学家，包括陆续掺合进来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人文学家等等，从来都是意见不一的。

而在中国，这种意见不一被简化、僵化为两位大人物--毛（审）泽东和马寅初的--"人多好办事"和"人口控制论"之争。他们各自都认为自己掌握了人口发展的真理所在。然而，他们的观点中所隐藏的"必然的无知"，到今天才陆续被我们所发现：如果人多，但没有足够的事情做，或是缺乏足够的资源作为办事的基础条件，那么，人多的意义就失去了；如果人口控制，使得人口老化严重，甚至未富先老，那么，一个民族的前途也将消失了。……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马尔萨斯主（审）义者以"当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口的过快增长。……人口的持续增长将会使人们陷于低水平均衡陷阱。"等观点开始占据了人口发展观的上风。1972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丹尼斯•麦多斯领导的17人小组炮制了一份被称为"具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增长极限论报告"的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这份报告很快成为了美国和其它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秘而不宣的施政方针，也"理所当然"地被包装为最具说服力的人口学说向世界推（校）广。尽管另一派代表人物--美国人口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先后发表了《人口增长的经济学》（1972）、《最终的资源》（1981）、《资源丰富的地球--对地球2000年的反映》（西蒙、凯恩，1984）等书倡导"人口增长将有助于创造更为美好的未来。"以及"人口是经济进步的一个长期的重要刺（校）激因素。"等观点，甚至在《资源丰富的地球--对地球2000年的反映》一书中，对美国的"增长极限"论的各种观点逐条批驳，最后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遗憾的是，西蒙等人的学说被美国政（审核）府刻意边缘化、弱化了。以便推行其为了掠夺全球资源而对世界各国进行系统洗脑的思想工程之一--"增长极限"论。

最初，中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们都认为是一种真理的发现而后的结果。从陈云、陈慕华、邓（审）小平的决策思路，均把计划生育政策视为"减少人口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的战略性决策，当时国内的众多学术权威，包括田雪原（中国社科院首批47位学部委员之一，独生子女政策副总设计师），后来的王东京、樊纲，甚至一些自由派学者如何（审）清涟等，无不支持这种观点。……但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我们所奉行的这种"真理"其实是美国政（审核）府刻意营造的洗脑理论之一。

大概从2004年起，国内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有识之士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家建议，以"421"社会具有不可延续性，其缺陷已经日渐凸显，为了代际衡平，国家应该立即终止人口控制政策。但这些建议至今未曾得到国家决策层的真正重视。究其根源，在我看来，国家决策层的人口观念被"洗脑"多时了，而且，执行这一人口政策的既得利益者--计生委，其"屁（校）股坐向"及其对既得利益的维护，使得他们致力于对既有政策的各种理论的推崇，以致成为美国基于其"增长极限"观而向全球洗脑的大帮凶。……然而，这种误我中华近30年的局面必须要改变了！！

将麦多斯的《增长的极限》及其隐藏的阴暗面丢一边去，致力于对朱利安西蒙的《人口增长的经济学》、《资源丰富的地球--对地球2000年的反映》的智慧的汲取，并时刻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再坠入相同的陷阱中--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正如威廉恩道尔在《石油战争》中，赫德森在《金融帝国》中，不约而同地指出，人口控制论是美国的阴谋之一；即便是人口密度8倍于中国的孟加拉国，那位让数百万赤贫阶层人口走出贫困的格莱珉银行的倡导者--穆（审）罕默（审）德尤努斯，在其《自传》中也一再指出人口控制政策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发展中国家更应坚持人口增长的意义……

再来看看欧洲、日本等推行了福利保障制度的国家，你就能轻易发现，这些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随着不比我们严重的人口老化程度的加深已经日渐举步维艰，许多教育和医疗的问题成为了这些国家变革和发展的深层瓶颈。……

我们必须认识到，没有任何福利体系能承受人口负债、乃至负增长之痛！美国从罗斯福行政时期建立了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曾经是自诩为世界上最完美的社保体系。然而，这个体系之所以运营良好，全赖于这个社会的人口结构处于正金字塔结构（即"124"结构）的基础之上；只要那些企业每年新进的员工比离开的退休者多，这个福利保障体系也可以延续下去；但如今由于美国人口增速放慢（还不是怎么老化），这个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便陷入危机之中；再加上遭逢金融危机，这种社保系统也就几近崩溃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危机常态：一头是退休帐户缩水，一头是食品和药品的价（校）格扶摇直上……看看美国最近兴起的老人就业潮，实在是数以千万计的美国老人面对"社安福利不足以支付房租和煤气"的无奈之举。（详见：《退休梦想破灭 美国兴起老人就业潮》，《联合早报》，2009-6-25）再次强调指出，人口负增长不可能通过制度优化、制度变革、技术进步、革命、医疗体制变革、或所谓的科技创新而得以解决！譬如，拥有众多创新技术的美国汽车三巨头，其破产的另一深层原因，便是这些发展处于停滞期的百年企业，难以承受其庞大的退休员工的医疗和保障支出。……

现在就终结人口控制政策，是一次悬崖立马！如果要等到2015年人口红利让位于人口负债，才开始这样做，那么，中国将可能至少饱尝20～30年的黑暗期，或至少在21世纪前半叶，中华民族都难以有所作为了。……

我们根本不必担心人口增长所遭遇的资源问题，所有的资源局限，都不会成为人口增长的局限。譬如，以水资源为质疑点的人，似乎看不到以色列立国于沙漠之上，并将沙漠化作良田的过程；以粮食为质疑点的人，显然看不到，塑料地膜和大棚的推（校）广这两项新技术给中国农业带来了革命性增长和未来愿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塑料地膜、塑料大棚迅速从城郊发展到大田，从北方发展到南方，从平原发展到丘陵山区……无不成效斐然。目前中国塑料大棚及地膜覆盖面积超过2亿亩。随着这一技术应用于中国西部、西北及青海、西（审）藏、内蒙古等许多被视为"不适合种植"、"有史以来没有生长过农作物"、甚至"连草都不能生存"的地方，我们将看到，这些地方不但长出了农作物，还高产稳产。……（孙凯：《到底谁能断言中国耕地的警戒极限？》，《瞭望东方周刊》，2004）即便是像煤、石油、天然气这样的化石能源（不可再生能源），只要我们做好未雨绸缪，积极开发像电动能源这样的替代能源，这些所谓的局限就难以成为人口增长的束缚。……总之，我们乐于接受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在其著作《我们能否共同生存》（2002）中所展示的乐观忧患，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相信，只要我们能够解决好发挥不同人口的生产力（当然不是只让他们当好低层次制造业的生产力），相信我们也能找到和穆（审）罕默（审）德;尤努斯一样优秀的方法来解决贫困问题，那么，人口增长会成为中国反败为胜的重要战略之一。

至于人口增长的幅度，我认同人口学家易富贤在《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2007）一书中的主张：首先力保中国年龄结构不至于恶化（中位年龄水平），以及保持中国人口与世界人口的比例不下降，及国内各民族的平衡。……易富贤继而倡议，中国主流家庭可以考虑生育3个孩子。……（详见：易富贤：《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2007，P586－587。）中国要崛起，这是一条必不可少的战略！

2. 对公职人员推行减薪削权、自下而上的精简变革

另一个治本之道，来自政（审核）府自身的政治变革。变革的目标，一是精官简政，二是还政于民。其实，这只是同一目标"一体两面"的折射而已。这是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似乎都有意避免涉足的敏（校）感领地。要知道，在新中国建国60年来的政治实践中，没有任何领导人是精官简政的胜利者，一如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精简失败一样……

和所有的政（审核）府一样，无论其姓资或姓社，都存在着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1958)，其政（审核）府组织机构、成员--公职人员也都具有逐渐演变为"个人利益最大化者"（威廉尼斯坎南：《官僚制与代议制政（审核）府》，1971）的扩张惯性，……但比较之下，那种以"一个中心"（计划经济）、或是信奉伯乐管理模式的政体，也就是那种以自上而下管理为主导的、精英治国式的政体，往往比那些比较能应用了自下而上的力量的政体更为凸显上述症状，而且，症状发作的周期更快、更难以遏止。

历史的事实就是这样，前苏联在灭亡前进行了30多次的精简变革，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发展至今的中国，进行了10次精简变革，但是，失败如出一辙。……在这一点上，美国、日本、德国的政治成就，恰恰是中国难以望其项背的。

今日中国公职人员的膨胀及其利益扩张，已经到了危及一个国家存亡的地步了！

尽管中（审）央智库天真地认为中国还可以再等待30年来完成政制变革，但在我看来，如果在未来1～5年内，不能获得切实有效的精简变革，那么，在未来的5～15年，中华人（校）民共和国就可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了。理由也简单，未来的5年，是公职人员持续膨胀、扩张遭遇人口红利终结、人口负债兴起的临界期，当错过了这一临界期，在人口负债、负增长指数性倍增所产生的社会和政治矛盾将会极速恶化，残局已成，任你毛（审）泽东、列宁再生也无补于事了……

现在，中国迎来了建国以来最佳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精简变革良机--全球经济危机，及其内部经济所演变的上述归纳的危机。换句话说，今日的中国领导层的决策，决定了中国下一任领导层的命运。如果现任的国家领导人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也许下一任的领导人就会变成"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了。……

如果现在中国老是把危机和风险掩饰，或是，自满地把中国称为远离危机的国家；那么，这个政（审核）府就不会有任何真正的变革，变革的目标和对象，都是经济、社会、他人，就不会有他们伯乐自己的事情。如果中国仍然自视为将是全球第一个走出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那么，它就不太可能珍惜这样一个对于中华民族来说的千载难逢的政制变革机会。只有承认眼前我们所面对的巨大危机，我们才可能真正面对这一前人无法胜任的挑战。正如有“经营之神”美誉的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在其《不景气的积极性》一书中所谈到的，如果在一帆风顺的时候，谁会想到改变呢，而且还会有一大堆的理由阻碍变革；反而在不景气之时，人心才有思变的力量；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变革才能富有成效。

正因为中国政（审核）府的自以为是（及其应变机制的反应缓慢），因而，中国能够在金融海啸爆发之后，仍然给予部分省份的公职人员加薪；一些职能部门仍一如以往地"计划性"扩张、加速公职人员的膨胀。……相形之下，许多实际"官民比例"远低于中国、而行政效率却远高于中国的国家，如英国、韩国、香港、新加坡、意大利、乌克兰、墨西哥、美国多州等等，已经纷纷采取降薪、裁员的策略，这当中，包括了中国着意效仿的新加坡，本来计划2009年为高官加薪30％的新加坡，在金融海啸袭来之后不久，即宣告全体减薪。……

中国政（审核）府的官僚机构及其公职人员，几乎都是不希望变革的，他们仍然想要保持自己的权限和薪酬，但变革之压力，从外到内，皆是澎湃而来……如果在这个比之"万历十五年"更关键的时刻仍然视而不见，那么，这个自诩"无比优越性"的执政党、及其梦想，就会成为过眼云烟了……

现今市面上，关于中国政制变革讨论的书籍多如牛毛，然而其中论述大多华而不实，诸如所谓的"德治"、"善治"，其实全都指望于政（审核）府的自我觉醒……但正如前文所述，指望伯乐自己给自己动手术，在可操作的技术层面上根本没有可行性。……

要怎样变革，易中天在他的佳作《帝国的终结》一书指出了答（校）案，那就是削权减薪。答（校）案就是这么简单。然而，易中天料定这个答（校）案是封建帝国所无法接受的，但中国政（审核）府可以吗？易中天却没有回答。在整部《帝国的终结》中，易中天嘲笑明朝的公职人员队伍一百年膨胀了3倍，并和几乎所有历史学家一样，把这种公职人员的膨胀视为政（审核）府灭亡的关键原因；但他却只字不提新中国政（审核）府公职人员队伍55年就膨胀了10倍以上的事实--只用了半个多世纪，新制度下的公职人员膨胀比之封建的明朝还要快3倍！……

现在，是衡量这个政（审核）府及其执政党的伟大的时候到了：

1）变革的第一步，从思想开始，那就是终结伯乐思想
中国的政治变革、精简变革，之所以一败再败、屡变屡败，其源头所在，也就是思想束缚之源，来自于根深蒂固的伯乐意识，和由伯乐意识所衍生和发展的伯乐思想。

我们把中国政（审核）府与政治源头，诸如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如集权制)、政治文化(官本位、父母官意识)、政治传统(人治传统)等视为传统精华保留下来，并把它们融入到现今的政治体系之中。……但就本质而言，这些伯乐思想的沿袭并不是我们的政治传统精华，却恰恰是我们民族发展的政治桎梏。

如集权制的沿袭和应用，使得我们这个社会的权力分配始终得不到公平、公正的贯彻，这个社会的人们至少被划分为"集权者"和"失权者"；官本位的回归，使得官民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加剧，使得"政治至上"取代了"人（校）民至上"、乃至所谓"科学发展观（科学至上）"；而父母官意识，则使得政（审核）府和人（校）民的角色定位为"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无论如何，"孩子"总是长不大的，也没有和"父母"一样的智慧，所以，父母掌握更多的权力是应该的；犹如"伯乐"和"马"、"牧羊人"和"羊"一样。……这样的推论，特别是在导入柏拉图、马克思等人的思想之后，它促成了新中国政（审核）府的精英治国体系的形成。而精英治国，实质上就是一种特权治国。而且，这种特权治国还必然会导致的一种愚民政策的大量繁衍现象。

如果说，在稳定性、确定性为基础的封建农业社会时期，愚民政策还有一定的可行性；那么，以动态、不确定性、创造性为基础的工业社会时代，愚民政策就只能得到"愚民自愚"的反效果，长远来讲，这也是一条毁灭之路。

（或许，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们可推行行之有效的愚民政策，那就是，这个政（审核）府的领导层智慧不仅超越了人（校）民群体的智慧之上，而且超越了竞争对手--美欧日以及那些国际金融炒家的智慧之上的。--那……除非它是上帝，而且是偏心于中华民族的上帝，那么，这个愚民政策或许还可行。但目前的状况显然是，不仅"上帝没来"，而且，我们的政（审核）府还在抄袭美欧日智慧的途中，而且被算计得厉害；更重要的是，来自政（审核）府的抄袭、复制，远不见得比这个国家的人（校）民自发成长来得更快、更好。…… ）

那些一直以来都被诟病的，诸如政策性指导、审批经济、垄断企业，让发改委这样的伯乐机构担当"伯乐机构的伯乐机构"角色，让国务院担当市场、民生乃至一切的领导者，以及诸如"与时俱进"、"八荣八耻"模式的思想教育，……都是政（审核）府把自己定位于伯乐角色而派生的行为。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便发现，真正需要解放思想的，不是常被视为"民智未开"的人（校）民，而是号召他人解放思想的那些伯乐--中国政（审核）府及其领导层。

伯乐论是马克思的"计划经济"的核心，如今是"宏观调控论"的核心，也是官本位体制的核心，所有这一切，都是摒除了无知之知，以一种"智慧的安全感"来指导一切发展的模式。……

中国要真正的创新，就必需要终结伯乐思想。也只有从思想源头上终结了伯乐论，并清除伯乐意识，中国才有可能真正终结官本位体制、学术衙门化、乃至进行有效的精官简政变革。也只有终结伯乐意识，中国政（审核）府才能从"好为人师"的"伯乐"走向"为人（校）民服务"的"公仆"的角色定位。这一新定位意味着，一个以无知之知为核心的行政管理系统的创建。（详见：《大同之上》，2008）

要完成这一创建，或者说，要完成这一转变，并不是一个需要等上30年，或是要等到下一个五年计划才能展开讨论的事情，而是可以现在、而且理应是现在就要展开、并且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的事情。这其实只是一种观念的转变。革命的本质，无非就是更换观念。而今天，看多少观念的转变，需要革命来完成呢？……真正认识到这一点，行政体系的削权减薪变革就容易得多了。

（2）关于自由的应用
探讨自由在中国现实社会的具体应用性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自由，是一个社会能否解放生产力的基础。中国一直以来未曾做到解放其生产力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未曾认识到，自由和生产力解放的关系。

当然，这里所说的自由、乃至民（审）主，是区别于美国口口声声所说的自由和民（审）主。美国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所作所为，已经彻底地暴露了它的潜台词--当美国高举自由的旗帜，它其实是在高举"石油"的旗帜；美国所说的"民（审）主"，一般是指建立在"货币主（审）义基础上的民（审）主"（"美元民（审）主"），充其量也不过是"民（审）主帝国主（审）义"……；对于其国内，美国是推行自由和民（审）主制最优秀的国家之一，但对于世界，美国则是自由市场和民（审）主市场发展的最大破坏者；从其奉行"增长极限"及以下三滥手段处理其地缘政治性逻辑的运营模式，便能看出，美国从不曾想过要与美国人（校）民之外的人（校）民分享真正的自由和民（审）主。何况美国所奉行的自由和民（审）主，还存在着种种已经察觉的缺陷……因而，在探讨自由对生产力的开发和实践，我们有必要把它和美国区分开来。

这里所说的自由，不仅是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又译名《自由宪（审）章》，1960）中所描述的自由，更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1999)中所倡导的自由，这样的自由理念，与美国政（审核）府所说的"自由"几乎毫无关联。阿玛蒂亚•森该书全面论证的一个发展观是："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自由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比较之下，从阿玛蒂亚•森的角度出发，我们更能清楚政治变革的方向。

还政于民的目的，就是让人（校）民--也就是每一个个人运用这股"促进其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力量。

还需澄清的一点是，这里所说的自由应用，并不包括那种货币自由兑换等暗合"美元民（审）主"的自由。这种自由更多是着重于国民生产力的开发、善用而言。……

（3）关于政治变革的原创思想--个人的不可代表性
如果说，中国自百家争鸣之后，不再有原创性的思想，那么，我希望以下一番话能作为引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点燃更多的原创思想：现代文明社会制度的一个核心，就是代理人制度。这种制度的理想化，便是让公职人员代替人（校）民行使公权力，以帮助人（校）民达致利益最大化--无论是民（审）主制社会，还是民（审）主集中制社会，无论是姓"资"或姓"社"的国家，都是通过其各自认为合理的程序选拔（审）出来政（审核）府官员、议员、人大代表、及公职人员来代行人（校）民所赋予他们的权力，并承担与这种权力相匹配的责任。

但我要指出的是，这是代理人制度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个人--其实也就是人（校）民，也是不可被代表的。

个人的不可代表性，是个人所具有的独特属性之一。它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个人是可以被代表的。无论是他或她所从属的阶层、组织、企业、城市或国家等，都不能代表个人本身；无论是多么伟大、聪明、智慧的人物，无论是他们选出来的代表，还是多么了不起的政（审核）府官员、党派人士、哲人、以及各类专家学者，都不能代表个人。那些代表个人行使权力的代理人，充其量，也只能是有限度地代表个人，但无法从根本上、哪怕是从基本层面上去代表个人。正如个人不能通过一个代理人代替他或她去看电影、听歌曲，再回来告诉他或她，这部电影或歌曲的内容、及其意义，继而由那位代理人指导他或她，该怎样通过这部电影或歌曲来领悟人生、感动人生、规划人生。……

这里所说的个人，并不是指"一些个人或极少数人"，而是每一个个人；也就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的人。甚至应该说，是指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个人。这种"个人"的称谓，在中国一直以来都被"人（校）民"这一复合名词所指代。也正因为以"人（校）民"代替了、代表了、或视为高度概括了"个人"，因而，造成了群体本位的思维逻辑，以及对个人的蔑视。由此推论而来的，即认为，个人应该为群体牺牲自己，因为"群体（人（校）民）利益高于一切"。--我们最大的束缚就在这里，如果以人（校）民笼统地概括每一个个人的意愿，那么，所有的个人都变成了人（校）民的附庸，而不是人（校）民的一分子。同理，所有群体中的一分子，都将被笼统的群体利益所概括，以致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包括了群体中的所有代表们--诸如国家领导人、专家学者、公职人员等等，都无法发挥其所长。一头是代理人的政治无用功、学术无用功；另一头，则是被代理人的依附性心态、及其循规蹈矩行为而衍生的依附无用功。……（详见：《大同之上》，2008）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之所以未能释放其巨大的生产力和创造力。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个国家的政（审核）府和人（校）民，都未曾认识到，个人的不可替代性，也就是个人的不可代表性。

如同宪法所告诉我们的，所有的政策、发号施令，都源自人（校）民赋予了政策制定者、发号施令者的权力；但本质而言，人（校）民所赋予权力的那些政策制定者，其所制定的政策，往往并不能代表人（校）民--每一个个人本身。而且，与权力相匹配的责任，也是根本绝对化联（校）系起来的，在实践中，责任充其量也是有限责任。譬如，一个因错误政策而导致其辖下企业发生事故造成2亿元损失、50人死亡的市长，充其量所承担的责任就是引咎辞职而已，如果真要将他的责任和死亡人数对等的话，那么，这个市长不仅要赔偿2亿元，而且还应被处死50次，那么，责任才可说是相匹配的。但这显然是瞎掰。这个例子所指出的，就是那些代理了个人（校）权利的人无法承担与其所代理权利相匹配的责任。这是代理人制度（无论是现代的集权制还是民（审）主制）的根本性缺陷。……

个人的不可代表性，不仅意味着，个人的权利不能被代表，而且意味着，个人的责任也不能被代表或被承担。只有将权、利、责对应于个人，才有可能帮助个人追求的价值最大化。在这种社会管理逻辑中，即便有个人在追求其价值最大化中遭受挫折，他或她没有借口归因于代理人制度，因为他或她是其权、利、责的主代表。……

提出个人的不可代表性，并不是否定现代文明的代理人制度，而是指出，现代政（审核）府所追求的发展定位应该是：在让个人最大限度地承担其权利责的基础上，发挥其自代理、自组织的意义；而不是追求以完善代理人制度来承担（实为掠夺、垄断）个人（也就是人（校）民）本身所应拥有的权利责。

中国政（审核）府越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就越容易发现、贯彻政（审核）府转型的目标，以及驾驭削权减薪的变革行为。……个人不可代表性的应用，结合眼前的国家危机和政治困境来说：只有让一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人都得到配置权利责的机会，才能让这个社会的潜在而巨大的生产力释放出来。要做到这一点，政（审核）府就要致力构建一个让个人成其为个人的社会体系，而不是致力于一个代表他们去行使权利责的代表体系。

（4）不削权、不减薪，无异于慢性自杀的延续！
一直以来，对于精简变革，中国政（审核）府对公务员似乎都有一种愧疚的心态；以致每次精简变革之时，政（审核）府总是花费巨大精力和成本，致力于为那些分流的公职人员安排后路。而结果也一样，那就是"吃力不讨好"--即增加了分流成本，而且在精简失败之后又导致了行政成本的倍增。

无论是对于精简、削权或减薪，中国政（审核）府的行政官员们比之企业家要仁慈得多、慷慨得多。但他们意识不到的是，他们不过是仁人（校）民之慈，慷人（校）民之慨。

在遭遇危机之后，中国政（审核）府还规劝企业界不要裁员和减薪，然后，媒体也重点宣传了一些宣称现阶段不裁员、不减薪的企业，……但这种不符合市场客观规律的、抓典型式的宣传实际上却成了非典型的自我愚弄。中国政（审核）府此时此刻的这种"单相思"，其潜台词，连带着也为政（审核）府现今公职人员的不裁员、不减薪、乃至加薪提（校）供了"有力"的借口，政（审核）府将此（对公职人员的不裁员和不减薪）视为政（审核）府对自身员工的责任。发改委建立在其"屁（校）股"之上的变革逻辑，根本不曾意识到，这种所谓对公职人员的责任，恰恰是建立于对人（校）民的不负责任的基础上。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审核）府成为了全球金融海啸袭来之后，惟一一个出现公职人员加薪的国家。有趣的是，其它国家公职人员裁员、减薪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内需，而中国竟然提出给公职人员加薪来促进内需的"高论"。结果内需拉动了吗？效果显然相反。……

在我看来，目前中国政（审核）府对其自设计的应对危机的政策所产生的诸多副作用，所知甚少。当中首要一点是，对加大政（审核）府投入的误解。尽管这种措施对于遏制经济危机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其副作用也是不可小视的--除了带来财政赤字之外，它还会加速公务员阶层的扩张，以及导致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中国此前有三次给公职人员大幅度的加薪，随后便是公职人员的再度大幅扩张，以及通货膨胀的发生。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客观规律！

以朱（审）镕基政（审核）府时期的加薪为例。朱（审）镕基政（审核）府时期适逢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一头致力于解决金融危机对国内的冲击，另一头致力于大幅度（裁员50％）的精官简政变革；朱（审）镕基政（审核）府采取了加大政（审核）府投入的措施，与此同时，他还宣布将给公职人员发双薪。结果呢？他为自己的精简变革设置了最大的拦路虎--没有人愿意离开薪酬加倍的工作岗位，而更多的人却千万百计想要挤进来，……这是朱（审）镕基政（审核）府时期精简失败的一个致命因素。而其后公职人员的再度膨胀、行政成本的暴涨，以及通胀的尾随而至，这些却不曾被后来的继任政（审核）府所觉察。因而，我们看到这种慢性自杀式的政策一而再地发生。当然，也包括了发改委以给公务员加薪来拉动内需的政策出（校）台这一幕。

像发改委这样作为既得利益阶层而倡导"高薪养廉"者，不外乎以新加坡、香港、瑞典、瑞士等一些廉政建设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奉行了高薪政策，来论证该政策在中国的可行性。但事实上，在一些廉政建设同样好、甚至更好的国家，却没有奉行高薪制。譬如芬兰、英国、佛得角等国。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健全的监督机制，那么，无论如何高薪，也必然是起到"促腐"的作用。我想一再强调的是，对于任何一个缺乏健全监督机制的国家来说，奉行"高薪养廉"必将是一条亡国之路。不仅将会引起新一轮通货膨胀，而且还会助长人（校）民加入公务员行列的愿望，使得公职人员队伍愈发加速膨胀、臃肿，从而加速政体的消亡。……事实所见，中国政（审核）府由朱（审）镕基时期所奉行的相对"高薪养廉"制度，对比其后至今愈演愈烈的贪（审）污腐（审）败行为来看，公职人员的加薪不仅没有起到任何"养廉"之效，反而成了"高薪促腐"、促通胀……如果中国政（审核）府继续这样做，那就等于鼓励了一种已然愈演愈烈的趋势进一步愈演愈烈，那就是：愈是经济不景气，就愈多人想要当公职人员……直至这支公职人员队伍膨胀至灭亡而不悟……

（5）关于削权减薪的幅度
对公职人员进行削权减薪，事实上就是一种"釜底抽薪"（易中天语）的做法。用当代政治学家麦克尔沃尔泽的话说，则是"通过降低赌注来减少竞争（公职）的狂热。"（麦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审）义与平等一辩》， 2002，P214。）将公职人员的特权拿走，转而让公职人员成为一个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的人。事实上，今天学界所倡导的政（审核）府变革方向的善治模式，其中第一点就是限权--这已经成为学界的一种共识了。（《大同之上》，2008）这样做的效果，一方面，使得公职人员的权力和地位降低到"农工商"的同一水平上；另一方面，个人（人（校）民）获得了更多发展的权利，他们因应这种权利责的重建而得到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参与社会建设的机会。

那么，如何对公务员进行削权、减薪和裁员？以多少为宜？我也不知道。但我只知道的是，让公职人员"能源紧缺体验日"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把公职人员的座驾换成电动车才是"玩真的"；在危机发生半年之后，由国家推出"出国、用车、接待开支分别削减20％、15％、10％"等节约财政的政策也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这些措施都没有减少公职人员的实际所得，也没有完全遏制公职人员的扩张，充其量只是减慢了他们的扩张速度而已；而减少公职人员的薪酬，哪怕是10％，还有将公职人员的一些伯乐权力削去，也就是推出一系列还政于民的政策，那才是"玩真的"。……

今日的公务员在中国意味着什么？--体面的身份地位、富丽堂皇的办公大楼，"高贵的臀部"、没有失业焦虑的终身制、几近没有限制的权力、中产水平的薪酬待遇、还有隐性福利，相对闲适的工作方式，以及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的庇护，……这些都是中国公职人员拥有这些特权的心得体会。那么，要削权减薪，上述都应列作主攻对象。特别是取消公职人员的终身制，"高贵的臀部"，以及对中产水平的薪酬、隐性福利和工作方式的革新，将是削权减薪的重中之重。（《大同之上》，2008）

以"尊贵的臀部"为例。作为定位为"为人（校）民服务"的公仆，却拥有一个"尊贵的臀部"--比喻公车经费高于军费开支、教育和医疗经费，这是一个一直以来都在诟病之中的问题，尽管从98年就展开了试点变革，但事实上，公职人员的"臀部"总是愈变革愈尊贵。4年前，"尊贵的臀部"被媒体浮上了水面，那时候，政（审核）府的官方文件设计了这样的规定：正局级干部，配备奥迪A6，价值在40万-50万；副局级干部，配备帕萨特，价值在20万-30万；处级干部，配备桑塔纳，20万左右。……尽管官员们臀部的面积差别不大，但价（校）格和价值却迥然不同，官做得越大，就越尊贵。（详见：蔡永飞：《公车开支竟超军费："多尊贵的臀部啊！"》，《新快报》，2005-12-8）而今，已经有媒体在讨论政（审核）府每年高达500亿元的采购大单中应否包括奔驰和宝马了。……这样下去，焉有得民心之理？

要削权减薪，就应从削去这一中国官本位社会的典型特征做起。政（审核）府一头推出对大排量汽车的高税率政策，一头却让自己的官员带来配置那些意味着"高人一等"、而且大耗能的汽车，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相矛盾。领导不是应该起带头作用吗？那就让"臀部平民化"吧。所有正局级的官方用车，改为帕萨特一个档次的汽车，或价值10万－25万元的新能源车好了……只有这样做，人（校）民才会相信，你是"玩真的"！比起"出国、用车、接待开支分别削减20％、15％、10％"等节约财政政策，后者带来的财政节约才可说是"革命性"的，甚至可以用"大解放"来形容。

结合上述的电动车更换、以及逐年增加新能源车比例的措施，将促使行政体系的交通成本耗能降低80％，而每年汽车采购开支也至少可以削减50％（250亿元）以上。……将节省下来的费用，用于医疗、社保体系、科研、乃至下文将论及的新教育体系的构建，以及作为应对各种自然灾难式危机储备，就再不会有什么捉襟见肘的顾虑了……。更重要的是，这样做，不仅得民心，让人（校）民感到真实的平等化；而给予公职人员的，则是一种明确的提示：他们真的是"公仆"，而不是"父母官"。……

总之，中国必需将财政节约视为关系中国未来的长期战略，而不是只属于2009年的过渡性政策；衡量这些削权减薪政策的成果也不能以经济危机是否消退为指标，而是公职人员队伍是否得到控制。如果公职人员继续膨胀，那么，削权减薪的行动就应继续下去。……

（6）变革从鼓励个人监督公职人员做起
古往今来，从来不曾有一个政（审核）府能依靠自我监督、自我治疗--也就是所谓的"精英监督精英"，"精英治疗精英"来维持健康的，如果政（审核）府不能在某种程度（机制）上，也把人（校）民视为政（审核）府的"伯乐"，一旦政（审核）府病了，也就只能"等死"了。

要成功进行有效的精简变革，中国首先走出过去的思路，把变革的权利责和人（校）民--每一个个人联动起来。

中国从2005年开始采取试点试行的、"效果显著"的对国家部门的监督模式--从"内设机构"变为"直接管理"（从"单位内部监督"到"独立机构监督"）应该尽快全面推行。但即便如此也是远远不够的。毕竟，这种变革仍然是"伯乐监督伯乐"的范畴，更谈不上替代以人（校）民监督为核心的"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制度。

但在许多学者看来，建立"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制度还是遥远的事情。但事实上，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而且，比之推（校）广那些所谓的"西方民（审）主选举"、或所谓的"三权分立"或"多权分立"要有效得多。

在我看来，把权力交给人（校）民的最直接、也是最好的方法是，让人（校）民直接参与到那些与他们零距离打交道的公职人员的考评体系中去。让所有与公职人员打交道的公民个体，都给予一个对服务于他或她的公职人员置评的权利和责任，对于那些正在发生的政（审核）府管理问题，将会是立竿见影的。

要做到这一点也不难，首先，至少以省为基点，或以西部、中西部为基点，最好能以中（审）央为基点，设计一个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公民对公职人员的评价系统，这一系统把公职人员的工作评价、乃至监督，具体地由那些和他们零距离接触的公民个体所决定。

当一个人因为办理一件事务，先后和10位公职人员打交道，他就拥有10张评价这些公职人员的"选票"。政（审核）府应该确保每一个个人的评价票都有效，而对于个人来说，对这10位公职人员给予评价，是他必须的权利责范畴；和多少位公职人员打交道，就必须投出多少张评价票，缺一不可。每日、每周、每月、每季、每年，公职人员服务于个人所得到的评价，都将变得清晰，没有暗箱操作，数据是公开的。评价的高低决定了公职人员的升职加薪或减薪辞职--哪一个公职人员评价最低，他就得卷铺盖走人；政（审核）府部门的哪一个工作流程获得公平个体评价最低，它就迫使负责这一工作流程的公职人员第一时间重新设计，否则这个工作流程就面临被撤并的风险；哪一个部门获得的评价度最低，这个部门的公职人员，轻的一部分将面临减薪，而该部门的决策人将面临被免职、被问责和下岗的命运。甚至哪个省或直辖市的总体评价比居当年全国最低，这个省或直辖市的负责人，就得面临降职和下岗的命运。--一个自下而上的"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就这样成形了。（详见：《大同之上》，2008）

设计这样一个软件有多难？只要利用好既有的政（审核）府网络，设计互联就可以了。设计互联要多长时间？以往的失败教训，都是以每个城市、地区为基点，先设计自己的部分，然后，再和省连接，结果发现，各自请来的软件设计公司出发点不一，以致这些分支机构无法连接中（审）央系统。此外，这种做法的另一个不足在于，如果只是以城市、乡镇、村庄为基点的互联，那么评价信息也可能被地方所垄断、隐瞒、作假，使得互联信息无法上达中（审）央。譬如，财政系统的设计就是这样失败的。其实，只要从省以上的基点开始，那么，建起一个全国互联的评价监督网络体系，半年时间足以完成了。

当然，除了以此途径让人（校）民知道自己参与公职人员评价的权利和责任之外，更要鼓励人（校）民（审）主动监督公职人员，如前所述，重赏是一条很好的途径。像湖南省最近推出重赏对贪官污吏的检举者，是一种好方法。我觉得，这不应只是湖南省的政策，而应该把这种政策变成中国政（审核）府行政机制的一部分。……

（7）构建人（校）民对公共政策的辩论机制
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建立“听取意见的政（审）府”的课题。

我们必须探讨这一课题的原因，主要来自几个方面：其一，这是现代政（审）府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战略；一个不能构建听取有效意见机制的政（审）府，必然会垮台。其二，这也是一项“反洗脑”工程，它具有开启民官之智的效用。其三，这是我们对公职人员进行削权减薪的有效途径，也是构建“小政（审）府，大社会”的必由之路。其四，这是中国人口基数的需要。其五，这是推动政（审）府、社会进行有力变革的最佳途径。……

今日中国仍然相信，依凭既有的伯乐制度，对于政策推行中所发现的内在问题，由伯乐们自身秘密发现错误、秘密修正，就能促使社会取得进步和发展。……因而，中国现今的法律及其行政体系中，有着许多“系统性隐瞒”机制，这包括了对“不良”新闻和观念的封锁，以及不利于政（审）府官员形象的报道，……诸如此类。此外，也反映于政（审）府对人（校）民的监督远胜于人（校）民对政（审）府的监督。在既有的伯乐体机制中，有着太多的“不准”，这些“不准”不仅在充斥于既有的法律和政策之中，也充斥于大众文化层面的建设上。譬如，在电影界，不准拍摄专门反映文革之类的专题影片；在文化界，不准讨论对马克思学说的质疑；而网络论坛中，则设置数以千计的、比之封建王朝的名讳还要多的敏（校）感词条限制，以防范相关词条有关的言论发表。……政（审）府这样的出发点是好的，政（审）府担心一些别有用心的言论对社会带来破坏性影响。然而，不知不觉地，政（审）府的这种“柳小（校）姐的毛病”（你什么都可以批评我，但就是不可以说我胖。）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愈益恶化。其终究结果，是得不到人（校）民意见的真实反馈。而负责收集反馈意见的，则大多是那些已被“屁（校）股决定了大脑”的学术权威、和刻意逢迎的官方调查机构的调查报告……

当许多人想要在网络发表自己意见的时候，由于含有所谓的敏（校）感词条而遭到论坛拒绝，结果，政（审）府无法知道人（校）民具体反映其忠实意愿的意见，因为许多的意见在字讳的局限下不得不被扭曲……正如本文的命运，它说到了一些许多敏（校）感词汇而无法直接发表，如果刻意绕过这些所谓的敏（校）感词汇，那么，本文的本意就会大打折扣。当所有人都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互联网就无法发生其下情上达的革命性价值，而政（审）府也永远不会知道人（校）民真正在想什么，这当中，也包括了人（校）民的反感和愤怒……当人们看着新闻、或正看着他们想要关注的内容，突然发现被文宣部插播的公益广告打断，人们通常会感到恼火，他们不会认为这是政（审）府有必要的行动，而通常会觉得政（审）府在刻意隐瞒什么，并会认为这是政（审）府的一种“不见得人的把戏”，一种小气的作风。……长此以往，便是不断积累群众对政（审）府的逆反心理，人（校）民也会把政（审）府的说话当作耳边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会学会了以“狡猾”对抗“狡猾”……社会的这些演变，同样无法准确上达领导层……即便领导人有意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意，但所有的这些民意，都是被经过处理的过滤品，简直就像纯净水一样。如所周知，如果长期饮用纯净水，人体就会失去免疫力；同理，如果长期通过这种过滤过的网络来表达意见或体恤民意，那么，人（校）民和领导人都将成为“白痴”。——人（校）民永远“长不大”，而领导人和政（审）府，也永远无法知道人（校）民的真正心意……

遗憾的是，这么多年来，在这种一而再的意见反馈失效、失当、失策之中，政（审）府似乎都不曾提炼到一个经验，那就是，试图不经过社会公开的辩论而能自我检讨、自我完善、乃至推动人（校）民和政（审）府的双赢，是根本不可能达成愿望的。

如果有人仍然把它视为“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之一，那才是真正的蛊惑人心。因为，这恰是我们现今所奉行的制度需要改进的地方。

曾经造访中国的德国政治学家、同时也是德国马克思一脉政党——德国民（审）主社会党的领军人物托马斯•迈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伯乐论式的缺陷：“马克思主义相信可以不需要对社会发展及其错误公开的批评，而只通过一个中心来控制整个现代社会，这导致了对进步与发展的自我封闭和公民的异化，这是基本思想上的错误，而不是思想应用上的错误。”托马斯•迈尔并不是能够媲美哈耶克的“先知”，只是他从全球的各种采取类似机制的国家的覆亡中找到了更多确凿的印证。曾经以“系统性隐瞒”的前苏联，以及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像 前国（校）民党执政时期的台湾，都因为这种基于稳定性和国家利益理由而进行的伯乐式管理模式，使得自己最终失去民心……

当然，也有例外的，不过这个例外也是唯一的。现代社会唯一取得成功的例子，其实只有新加坡。新加坡立国强调其推行的伯乐政治模式，是独立于“资”“社”体系之外的；其所推行的有效政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两点。其一，是一个足够优秀的、能够超越“资”“社”智慧之外的领导人，这保证了他（李光耀）和他所领导的伯乐机构，能够不被西方经济理论所迷惑，而自创一条独特的政治路径。其二，这得益于新加坡的人口基数，这个国家立国时人口只有300多万；李光耀也曾一再指出，新加坡模式没有可效仿性，因为其立国的人口这么少，而且人口素质以文盲居多，如果推行纯粹的西方民（审）主制，其行政成本就难以控制……

这里需要强调一下人口基数，我认为，这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比例。

中国政（审）府希望把中国变成一个“大新加坡”，但她往往忽略了两个关键点，人口基数是其中之一。做一个不大确切的比喻：过去有学者觉得昆虫的力量非常巨大（譬如蚂蚁能举起比自己重十几倍的重物），如果其体积庞大100倍以上，那么它们的力量就不可思议了。……然而，正如另一些昆虫学者所指出的，即便昆虫体积庞大一百倍，它们也必然无法承受自己的体积而死掉。昆虫之所以有着昆虫的各种优势，与它们自身体积是分不开的。新加坡之所以能成为新加坡，与其自身的人口数量有很大关系。而一个幅员辽阔、而且人口基数260倍于新加坡的大国，其东西南北中，无论气候、人文、地缘均迥然不同，如果不奉行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单寄望于沿袭于“统一”、“大一统”等传统伯乐思想，并不务实。

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从一些优秀企业组织的员工增长变化中找到一些启发性。譬如，松下幸之助就曾经这样总结他的管理之道：“当员工100人时，我必须站在员工的最前面，身先士卒，发号施令；当员工增至1000人时，我必须站在员工的中间，恳求员工鼎力相助；当员工达到1万人时，我只有站在员工的后面，心存感激即可；如果员工增到5万到10万时，除了心存感激还不够，必须双手合十，以拜佛的虔诚之心来领导他们。”松下幸之助的话也可以这样理解：企业组织的成员越多，组织领导者的角色定位就越趋于从“伯乐”向“公仆”的转移，这将更有利于组织的发展。将企业组织的这一理念，对应于国家这一组织而言，也许更有启发性。……

另一个被忽略之关键点是，尽管新加坡推行权威主义，但这种权威主义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自上而下式的，而是建基于自下而上的结构之上的。换言之，新加坡推行的权威主义是受到民（审）主和宪（校）政框架制约的。尽管新加坡目前的选举并不是很公正，但不管怎样，它在形式上还是多党制，党还是要靠打“选战”，最终要靠多数人（校）民的投票支持才能执政。党不能强迫人（校）民投票，而只能靠讨好人（校）民、取信于人（校）民才能执政。正是这一点，是新加坡人（校）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并被人（校）民和国际社会承认其合法性的基础。再者，即便是这样的建基于自下而上的伯乐政（审）府，由政（审）府父母式全权管理的结果，让人们产生了非常大的依赖感，社会活力有僵化的危险，欠缺创新精神和能力，这也是导致新加坡学术非常落后的深层原因，虽然政（审）府加大投入力度，但在科技上一直没有什么竞争力，以至于产业向高科技进军屡屡受挫而不得不批准开设赌场以获利。（详见：郭宇宽：《被误读与忽略的新加坡经验——专访蔡定剑》，《南风窗》，2006年第5期。）新加坡这一繁荣背后的危机，倒和今日中国的文科教现状非常相似。然而，缺乏思想创新，对一个不到500万人口的国家（新加坡）或可如此，但对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和民族又意味着什么？！……（大同之上，2008）

由此看来，那种认为“人数越多，越需要以‘大一统’之思想来维持其稳定性”的观点，应该休矣。这种观点实在与我们现今所身处这个时代的最大特征——以动态、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变化、创造性等主旋律——背道而驰。

而我们之所以一而再地陷入西方“上战伐心”的陷阱之中，从更深层面剖析，是源于这个民族多年来沉浸在承袭而来的“世界的中心”的自我意识，并将这种不真实的自我意识贯彻于伯乐思想、及追求“大一统”思想以范围天下的大同精神。……而至今仍在持续的是，恰恰是这种不真实的自我意识和从未落实过的大同精神，成为了支撑这个民族发展的“源动力”……

如果我们要脚踏实地地走出西方的“伐心”陷阱，要让人（校）民更好地发挥其监督政（审）府的权利，我们就必须从更多渠道启动社会自下而上的力量。总之，我们不能因为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和“网（审）特”们的存在，而使得国民失去成长的机会和空间；也只有一个政（审）府认识到伯乐的局限性、和公仆的定位，并深刻认识到，如果只有经济和技术之进步，而没有社会之进步，那么，这个社会终究是要为危机吞噬的。因此，构建有效的获得人（校）民信息反馈的机制，并维持这一机制的健全运行，是政（审）府必不可少的政务之一。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政（审）府可以考虑赫德森的建议，即让人（校）民长期接受公共政策辩论的训练，以及探讨如何激发人（校）民发挥其创造性，并使之构建成一项基本的长期发展战略。要贯彻这一建议，政（审）府就要考虑多创建一些平台，让以往一般只允许知识精英（专家学者）参与辩论的问题，让平民也参与进来。譬如，像香港的“城市论坛”节目一样，每星期让专家和平民通过就一些公共政策进行公开辩论，并通过电视直播。……

如果以“中国缺乏这样做的民族传统性”为由拒绝这一建议，那么，回想一下当年的“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我们就能捅破这种借口。齐威王尚且能认知，收集民意，需要百无禁忌，而且能够做到闻过即改，让人（校）民到了“想要提意见也提不出意见”的程度……为什么今日的中国政（审）府却不能做到呢？在我看来，这不是做不到，而是想不到。事实上，像齐威王、唐太宗时期所创建的纳谏传统，才是我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髓所在！而我们也完全可以让这一传统复活过来……

至于其它的，诸如开放电影的题材限制、建立讨论多时而未曾行动的电影年龄制，开放文化界的多元讨论，开放网络论坛的公开讨论，撤走那些公益广告和剪接，这些举措，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气度表现，而且也是一种更为本质的思想解放。……

当然，这样做，确实存在着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和“网（审）特”们兴波逐浪的风险，但比起人（校）民在长期的参与公共政策的辩论中所获得的成长，以及在政（审）府和人（校）民之间完成良好的信任和信息互动，这些波浪，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

3. 构建创新之基--创建个人主导式教育体系
如果中国政（审核）府能够完成上述两个治本之策，那么，中国能否解决了危机，并获得崛起呢？答（校）案仍然是，远远不能。

前文所述的建议中，有四大难题，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三大难题是：为非既得利益阶层构建系统的支持、发展平台；构建社会公平、正义体系；拉动内需；思想（知识）创新。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四大难题，就是本节的论述重点，也是本文的重中之重！

（1）中华民族--不创新，就消亡！
我们首先来看"思想创新"这个难题，即如何构建我们民族的思想创新体系？这是一个不知引起多少有识之士仰天长啸的命题--我们这个民族远离创新已经有两千多年了！！

许知远作《醒来》（2009.3），以其独特的触觉回顾中国过去了110年的所走的风雨路，意谓中国已经从过去的愚昧中渐渐清醒起来了……

然而，在我看来，即便是过去风云激荡的一百多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所上演的每一轮突破和所谓的创新，一直都始于外来因素的复制居多；从孙中山、毛（审）泽东、邓（审）小平到当下，中国似乎总是从别人的创造中寻求自己的新生，而不是来自于自我创造。

如果一个民族不懂得创新--特别是思想领域的创新，只是一味的引进、复制、借鉴和抄袭西方，在迷失之后又想重弹旧调，却美其名曰"传统精华与现代精华相结合"以自欺……那么，"醒来"终究也只是从一个梦境走进另一个梦境而已。

事实上，中华人（校）民共和国这个国度，从其执政党创建之始，就是模仿之物。譬如，如果没有俄国革命的成功，就没有中国共（审）产党的诞生；如果没有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就没有中国的市场经济；……这一切都是抄袭和借鉴的成果。

然而，没有自己的知识，没有自己的思想，中国是不可能真正崛起的。纵使解决了人（校）民的温饱，解决了能源和资源危机问题，解决了军事威胁等问题，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你没有可以影响世界的思想，没有属于自己的知识。这意味着，你只能走别人的路。一个用着别人的思想来解决自身问题的国家，还自称是"走自己的路"的国家，有什么资格称雄世界，有什么资格说"大国崛起"？！正如著名政治家、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播影响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今日中国在奥（校）运会所创造的辉煌成就，其实是依赖于"全民体制"、以牺牲大多数运动员的学习生涯及未来职业生涯代价来换取的；在《中国不高兴》等书中一再强调的中国军事实力，尽管没有前苏联的强大，却也足以自保、甚至足以构成对美国军事势力的威慑。但是，今日中国的经济、文化、思想的发展，却牢牢受制于人，政制变革的连续失败，意味着行政运营成本和效率低下，……这种模式的体（校）育强盛、军事实力强盛，能否带来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看看曾经具备了这些因素的前苏联，答（校）案便了然了。

为什么我们走别人的路，还以为走自己的路呢？

这得"感谢"国内那些告诉人（校）民"我们正在走自己的路"的专家学者--没有创新能力的人，要掩饰自己缺乏创新能力的最佳做法，就是把自己演绎成为某种既有理论的忠实拥护者，甚至把这种理论视为终极真理；并借助解释、注释、著述这些创新者的学说来达致求存、乃至加官晋爵的目的。这就像那些没有独立能力的人的生存法则一样：找一个可依赖、寄生的对象，并从这种依赖、寄生中找寻所谓的"自我实现"。……

说白了，这么多年来，我们所呼唤和实践的创新，不过是名词创新而已。诸如"宏观调控"、"刚性需求"等等，我们正是在这种新名词的诱导之下感受到"创新"气息的。但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创造出真正的思想！

要知道，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界格局，不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而是一个美国意欲以其"唯一文明"征服全球的时代--世上还没有几个有资源的国家，是不曾遭受过美国暗算的。中国想要置身事外，天方夜谭！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的人力资源一直都在美国的算计之中。因为你没有发展思想的原创性，那么，让你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同一个市场，使得你们竞相降价，竞相自贬身价、自我剥削……而作为游戏规则的设计者--美国，始终是渔人得利的角色。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知识，那么，你有再大的自信心，你有再多的勇气，你有再多的无私奉献精神，……都不能摆脱被算计、耍弄的命运。

抄袭、借鉴的最美说法、或者说最具战略性的说法就是"跟进"，然而，这样的"跟进"使我想起一位专家的质疑："在马拉松比赛中，追随者是相对省力的。但追随者的目的是最后一刻发力超越。我们有这个实力吗？……"过去至今的实践，都只证明这位专家所担心之确凿，"每当我们发力之时，我们忽然发现领跑者已经站在了更领先的地方。我们还能追得上吗？"……

看看今日中国寻求海外拓展的模式，包括购买世界各国的土地和资源，说到底，这也是一种资本性的扩张（资本主（审）义的产物之一）……如果没有创新，这种海外扩张到最后，还是会演变成为另一种资本主（审）义国家的模样，到头来，中国将不得不"持剑经商"，继而与世界各国触发深层的利益冲突。……

如前所述，遏制我们民族之创造性的，恰恰是我们认为找到了那种被学术领袖或政治领袖们视为能"指引我们前进的启明星思想"（伯乐思想）之时--换句话说，每当我们把一种思想定格为"范围一世人心"的范式之时，这种思想在不到若干年之内就会陷入僵化和教条主（审）义当中，失去其本来的意义……孔子学说是这样，马克思学说也是这样，今日的GDP理论、宏观调控论、市场经济学说、还有"科学发展观"都是这样。……

再看看今日学界的各种呼吁，无论是赵启正的"消除文化赤字"（ 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论，郎咸平的"产业链高效整合"论，还是宋鸿兵的"缓称王"论，说到底，都得依靠知识和思想的创新作为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创新为基础，那么，"文化赤字"永远都是"文化赤字"，产业链也难以高效整合起来，"缓称王"也只能"缓无可缓"了。……

综上所述，如果中国再不创新，就只能消亡了！

（2）创新之基--创建个人主导式教育体系

鉴于精简篇幅的需要，我跳过更多的讨论，直接探讨一个我们最终面对的本源难题：教育。

当众多有识之士，从追溯上述危机本源，乃至发现了最终的答（校）案--即教育之时，他们往往认为这是出路所在；然而事实上，这个"最终的答案"几乎等同于绝路。

我相信许多有识之士和我的看法相同：只有教育，而不是政治或其它，能够带来那种我们所乐见的、具有质变意义的创新。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上述四大难题的途径所在。但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如果教育本身陷入重重危机之中，或是教育被政治或经济所操控，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譬如，对于既有人口结构的资源增值--除了教育存在可能之外，别无他途；至于拉动内需，教育也是唯一可能的原动力；乃至国家竞争优势的构建，既有政治危机的突破，以及既有教育事业本身的变革，都得依赖于与教育相关的创新。可以说，教育是造成这一切危机的根源，也是解开这些危机的钥匙。遗憾的是，我们现今指望的，是一种被政治和经济操控着的教育系统来解决危机。……

绝路的意味，还不仅是因为中国所构建的教育体系处于"完败"之中，而且除了中国的教育，就连中国意欲效仿的那些世界强国、乃至全球的教育都陷于危机之中……今日的全球经济危机，我们也可以视为全球教育危机……

如前所述，中国教育确实是问题根本所在。但关键是，无论这个教育体系如何变革，它都是死路一条。

要解决中国教育目前的各种危机，即根治中国教育事业所衍生的因循守旧和学术腐（审）败，在30年前或许还有可能，现在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始作俑者，应归因于政（审核）府自以为高明的伯乐教育体制的保留，以及由此互动而愈演愈烈的官僚腐（审）败；再者，看看中国教育近二十几年来的"跟进"模式，无论怎样的改革，无非都是要加钱，而不是减钱；因为你所引进的各种教育理论是发达国家首创，你没有创新，就只能按照别人的脚步走路；无论是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还是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的导入，无论是教学设施的添加，还是远程教育网络的设计，几乎全部都是以美国为马首是瞻的跟进模式，……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军备竞赛"而已。……

尽管这些年来，关于教育变革的著作汗牛充栋；每逢人大、政协会议，我们也都能看到许多代表、教育学者们呈上成百上千的教育变革提案；但这些都只能是无用功，而且也难有作为。像国务院和教育部这样的国家机构也只能继续陷于无止境的失控状态中。他们所遭遇的窘困，正如最近一条教育新闻标题那样--"不改革，挨骂；改革了，挨批。"……

还是那位逃离大学的教授陈丹青比较聪明，对于中国现今教育体系的症结，他说了一句比所有国内学者都要精确的话"（教育的）问题出在所有地方，但在所有地方又看不到问题，找不到责任，没有人负责任，但所有人又都有责任。" 当这一教育体系已经路径锁定为一个与既有社会利益系统盘根错节、而且庞大至"问题和责任都看不到"的境地，又能从何变革呢？显然，"骂"和"批"远比变革的操作者们"风凉"多了……

稍微懂得一些教育学的人都知道，现代教育范式是社会既有结构的复制；既得利益阶层总是利用各种资源占有更好的教育资源，由此导致无论中国教育如何变革，都不能摆脱既得利益阶层占据最佳教育资源的趋势。换言之，我们也可以由中国贫富差距的难度来推知变革这个教育体系的难度：中国贫富差距有多大，中国教育的等级就有多深……

具体地说，现代教育体系从头到脚，从身体、内脏、骨骼、乃至细胞都在病变中，无论是它的基本运营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以及教育定位、教育课程的设计体制、知识的设计体系、教育政策设计制度等方面，还是具体到师生之间的零距离接触中的交流模式、谈话形式、教学技巧、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存在重大的缺陷和天生残疾。

看看当前众多学者的改革思路，无不局限于教育学、经济学及人力资源学的既有认知，即致力于政（审核）府和市场之间的教育资源的平衡重建。毕竟，现今世界上关于教育体制的范式，不外乎两个，一个是政（审核）府主导式教育体系，即以政（审核）府为主，市场为辅的教育体系；一个是市场主导式教育体系，也就是以市场需求为主导，以政（审核）府协调为辅的教育体系。

而中国教育体系，基本上都属于政（审核）府主导的范畴。因而，许多学者提出的未来发展路向，便是市场主导式教育体系发展，尽管他们也知道，市场主导式教育体系也有着众多的缺陷。……

现在，我提出这两个范式之外的一条路径--独立于既有的教育体系及其范式之外，创建个人主导式教育体系。而且，这是一个成本相当于既有教育体系的几十分之一、乃至百分之一的教育体系。还是一个全新至无论在教育定位、基本运营、行政管理、学校内部管理、知识的设计体系、教育课程的设计、教育政策设计等，乃至是具体到师生之间的交流、谈话、教学技巧和思维方式等方面都迥然不同的教育体系。

如前所述，要打破既有教育的桎梏，同时也为了应对当下的各种危机，一个多快好省的做法，就是在尽快的时间内，以既有教育事业的补充形式，独立性地创建一个个人主导式教育体系。它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帮助个人成其为个人。即便当个人遭遇危机之时，这一教育体系能够为其提（校）供必要的知识和资讯，这就等于为个人提（校）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现代教育体系所无力承担的任务，个人主导式教育体系能够轻易完成。

其实，只要我们把焦点放在个人身上，而不是政（审核）府或市场，那么，问题的解决将变得异常通透和简单--当一个教育实体跳出政（审核）府或市场的需求视界，转而与个人的实质需求契合，那么，即便是这个人只获得了10年、哪怕是2、3年的教育，那么，他或她所获得的知识的致用性，及其可能因此而脱胎换骨的变化，是既有教育范式所无法做得到的。个人主导式教育显然迥然不同于既有的、与社会脱节的教育范式，而是个人自发、自我需求、自我认识而主动选择、甚或自设计的教育，用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的话说，就是认识自己，通过不断的学习来认识认识不完的自己。通过一生学习而换取自我认知的终身教育。……（详见：《大同之上》，2008）

稍微解释一下，个人主导式教育体系对上述四大难题的关系：

前文提及的第2点建议"为非既得利益阶层构建系统的支持、发展平台"，其中最为重要的关键，就是为那些为充分就业者、非既得利益阶层创建一种可持续帮助他们增强其竞争力的机制，而从教育出发，而且是从创建个人主导式教育体系出发，是唯一的、也是最具可行性的通道。

对于拉动内需来说，依靠伯乐式政（审核）府，工作岗位是难以长久创造出来的；工作岗位的可持续的开发和创造，来自于政（审核）府之外的力量--市场，准确的说，来自未曾形成垄断的健全市场；更准确的说，是来自构成市场（社会）的每一个个人是否都有参与竞争的机会。…… 如何给予每一个个人，那就是保障他们获得足够的教育的机会。而中国现代教育体系只能保障他们获得9年义务教育而已，9年之后的教育，除了学习费用暴增之外，还陷入低劣的复制、抄袭之中，而且还得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局。这样的教育体系无论怎么加大投入，只会导致内需的"内分泌"更加失调……相反，定位于个人，而且运营成本低至即便是一无所有者也能承担得起的个人主导式教育体系，是打破这一困局的唯一通道。

对于一个社会公平、正义体系的构建，既有的教育体系只能扮演一个破坏者的角色。这样的教育，投入越多，不一定意味着监狱的减少，反而更可能带来战争和人祸不断。看看发动二战的元凶--德国和日本，它们所接受的高尚教育使得它们有了发动战争的理由……这一点，爱因斯坦、克里希那穆提、伯特兰•罗素等人都已有精辟的剖析。如前所述，我们也无法指望对通过变革这个"看不见问题、责任"的教育实体来达到这一目的。此外，我们也不可能仅靠重赏、惩罚性赔偿等法律手段，来维持一个社会动态的公平和正义体系……要使这种动态的公平和正义体系得以不断地健全发展，有赖于其构成之根基--人（校）民（也就是每一个个人）需要掌握更多的技巧和知识，来发挥其无可替代的角色力量。这种角色力量不可能经由一种伯乐式教育来获得，而必须经由人（校）民自身的努力而收获。唯有个人主导式教育体系的构建，为个人提（校）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也只有通过这样的平台创建、构建，才能帮助个人（也就是人（校）民）提（校）供终身延续的知识传递，这些知识传递不是为了灌输新观念，而是为了"点燃火焰"。……

又如当前的人口红利终结问题。如果我们在未来20～30年内，不能在人口红利上有所得益（由于奉行计划生育政策近30年，由此导致相应的人口负债20～30年即将到来，即便现今放开人口控制政策，这20～30年的缺口也必然无法避免。），那么至少，我们应该想方设法提升既有人口的竞争力。要做到这一点，真正的、唯一的的解决之道，也只能是创建个人主导式教育体系，并使之首先定位于帮助那些未充分就业的、或正在被削弱、或失去竞争力的个人。也只有个导系统的构建，才有可能弥补先前中国人口政策的不足，并根治未富先老的问题。继而在具体的构建中，整合新的人口政策。……

至于创新体系的构建，引入论文监督软件，虽然可以遏制学术造假，但未必就能立即带来创新，特别是思想领域的创新，因为既有教育的伯乐机制依然存在。即便构建了让个人参与公共政策辩论的机制，以一些先行国家的经验来看，其所起到的激发创造性的效用，比之发挥对公权力的制约要少。而个导系统的创建，则为个人参与社会事务提（校）供了源源不断的知识传递；对于个人主导式教育体系来说，这是一个根除了伯乐意识，以“无知之知”和“个人”为基础的教育体系。其赋予个人创新和天马行空的创造性，为个人与社会的互动提（校）供了最好的导引，同时，也为个人的生产力开发提（校）供了最佳的土壤。……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能够在10年之内，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个人主导式教育体系，那么，我们不仅能够找到并落实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甚至可以预言：只需再花10年时间，我们就能看到，什么是"全民的成熟"。中国就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超越各种地缘政治逻辑的束缚，造福于整个世界！再花20（审）年时间，中国就能走完原本计划100年才能完成的路。而且可以走得更好！

关于个人主导式教育体系的具体问题，我不想在这里公开讨论，在我看来，这牵涉到国家战略--任何一个国家，如果率先创建个人主导式教育体系，它就能迅速跑到世界的前头。……我真的不希望我的这一构想，首先被美国或印度等国家率先应用，而最后，才轮到中国……

在半年前，我已经将我的建议向国家和企业界推介这一体系，音讯却如石沉大海，深以为憾！
我不知道，这一体系何时能够实现。但我希望更多国人能够知道，存在着这么一条路径，能直达危机之根系，并创造前所未见的神奇！……

结语

很喜欢赫胥黎的这句话："即使是最好的烹饪书也根本不能替代即使是最差的饭菜。"

孔子也好，马克思也罢，即便是再好的制度框架，最理想的法律条文，其实都只是一本烹饪书而已，再好，也不能代替人（校）民自己的思考、行动和决策。如果以此代替人（校）民去思想，就使得人（校）民永远也不会有自己的思想；如果以此代替了政（审核）府去思想，就使得政（审核）府永远也无法产出真正的思想。……

现在，就不要再相信西方抛来的"Chimerica"、"G2"这样的迷幻药了，也不要再自说"30年之后中国会怎样好怎样好"的话了！诸如"30年之后完成政制改革"、"中国30年后经济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的龙头"云云，要知道，这样的"云话"，在前苏联灭亡的前几年不知凡几地出现过了……危机就在当下！

对此，反思、重审我们现今至未来5年之内的相关决策和战略；兢兢业业地经营好眼前这关乎我中华民族命运的5年，比什么都重要！！

这篇文章从3月17日开始动笔，至今方大致陈述完毕。实在是言犹未了，只是对于眼前时事，实在不敢再拖，畅所欲思，力求尽好一名公民的责任……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得见我的呼唤，但我总要尝试全力呼吁！
我担心这篇文章会否被"和谐"掉，但如果它被"和谐"掉，那么，就是国家之殇了！
希望那些认为我正确的，或是比较正确的人，能够把我的这些建议广而告之。希望我的这些分析和建议，能被中国的知识精英和行政官员们所吸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站在我的肩膀之上思考。……

同时也谨以此文，与天下的有识之士互联，希望它能为我中华民族之经世致用助一臂之力！……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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