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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刀：房价泡沫将从二三线城市开始破灭我建议所有不顾民族大义、毫无廉耻、唱涨房价的人，都去石家庄看一看。你们无视中国老百姓的购买力，无视中国经济的空前困难，继续以垄断和掠夺的方式，炒买炒卖民众赖以居住的房子，大量衍生经济泡沫，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今天的中国证券报报道：河北省会石家庄市的房价7月份同比下降5.5%，同比降幅居全国首位;二手住房价格同比下滑7.5%，排在第二。这是石家庄房价自6月同比下降5.8%以来，再次大幅度下降。石家庄市房价已经连续两月同比降幅全国第一。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只是一个表象，更为严峻的深层矛盾将就此爆发。 熟悉石家庄的业内人士都知道，今年7月22日，石家庄市政府颁布刺激楼市的政策，明令取消9070政策。这个早已名存实亡的政策，是没有必要专门取消的，因为所有中央政府制定的宏观调控政策都已名存实亡，专门颁布一个文件，无非是想以信心刺激一下市场。到了这个地步，表明政府早已知道市场的真实情况，只是不愿意从民众的立场来考虑问题罢了，希望抱住开发商的大腿，把市场弄起来。 石家庄房地产的真实情况如何呢？2007年底，河北省启动“三年大变样”工程，石家庄先是大量拆迁改造，再通过把地高价卖出，来获得新的城建投资资金。大拆迁短期内带来大量住房需求短期内急剧增加，致使2007年石家庄房价上涨在全国排名前列。两年后，在那一场大拆迁中获得土地的楼盘，纷纷开盘。2008年石家庄市土地报建数量十分惊人，算上回迁改造面积有4500万平方米之多。而与之对应的，是弱小的需求:石家庄2007年房地产市场最好的时候，新房销量也只有170万平方米。 4500万平方米的供应，一年只有170万平方米的需求，造成了石家庄市到处都是未完成的工地的凄惨景象。然而，政府已经没有退路，只有加快买地速度，才能保证土地财政的这根链条不至于断裂。2008年，石家庄市卖地892.24公顷，政府土地出让纯收益18.78亿元;2007年石家庄卖地1054.66公顷，政府土地纯收益25.86亿元。石家庄市政府2008年土地出让纯收益目标是30亿元，在2008年根本没完成的情况下，2009年又再次加码，提升到了50亿元。石家庄市市长艾文礼 8月11日向“全国百家媒体”介绍石家庄市经济运行情况时说，今明两年石家庄计划投资1111亿元，做146个城建项目。 而现在面临的实际情况是，房价地价同时开始暴跌，房地产泡沫已经开始破灭。同时，面临同样严峻的局面的还有合肥、大连、成都、长沙、太原、武汉、西安等二三线城市。大连在建在售在开发的项目3000多万平方米，而一年的销售仅为600万平方米；长沙在建在售在开发的项目2600万平方米，一年的销售是400多万平方米。然而，谁也停不下来，为什么？土地财政的链条不能断。 土地财政成了高房价的巨大推手，在许多二三线城市表现了同质化的趋向。因此，带来的市场反映也基本相似。由于购买力与商品价格完全脱节，房价的暴跌在所难免，只是市场在寻找一个暴跌的突破点而已。原来市场的视角一直在关注一线城市，而现在的情况是，流动货币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造成了市场旺销的假象，引起了某些错觉。现在看来，这一轮房价泡沫的破灭将从二三线城市开始，逐步蔓延到一线城市，引发高房价的全面崩盘。 要维护高房价不崩盘，最好的办法是分三年时间给购买自住性普通住宅的城市居民予以货币补贴，数额大约为9万亿。中央政府今年在4万亿的刺激经济的投资中，拿出9000亿兴建社会保障住宅，截止7月已经投下了3800亿，现在看来是杯水车薪。如果无法拿出这9万亿，如果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无法提高到与房价相均衡的水准，那剩下的只有一条路：泡沫破灭，究竟是谁来买单？ 当今中国政治的灵魂之巅、和那些高举马克思思想的人可以说，中国今天所有的发展之策，应对危机之策，取得成效的，几乎无一不是西方产物。 甚至是在现今中国政治的灵魂之巅--也就是那个所谓的政治最高指导思想--马克思主（审）义，其实也是舶来品。仔细观察之，便发现，真正决定着这种马克思主（审）义动向的，并不是马克思思想本身，而是那些马克思思想的解说者、空谈者。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看看国内的有关马克思主（审）义的新论述，无一不是空泛之谈，他们一再强调《资本论》的重要性，及其普世价值重现，并宣称从哲学角度再度发现了《资本论》中的更大的光芒。宣称马克思不仅是"千年经济学家"，而且是"千年哲学家"和"最大哲学家"，……如此论述纭纭，却又提不出《资本论》应用于当下危机的一个所以然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臭名昭著的缺点，借用余秋雨的话说，就是热衷于理论上"画鬼"，而不敢在技术上"画虎"。……事实上，这些年来，《资本论》上的金粉已经堆积如山，已经让人看不清《资本论》本身了。 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后，中国有学者嘲笑美国已然变成了"世界最大的社会主（审）义国家"，认为这是社会主（审）义的胜利；并把近两年来重新掀起的《资本论》热，视为"资本主（审）义必然灭亡，社会主（审）义必然胜利"的到来……他们显然看不到美国这样做的恐怖性，也看不到今日世界的主要矛盾根本与资、社无关，而对自身所存在的各种缺点却愈发以优点自诩。…… 如果没有足够的数据来证明自己的优越性，就把焦点锁定于找对手的差劲，往往是另一种更糟糕的差劲。曾几何时，在学校的政治课老师这样告诉我们，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审）义必然灭亡的三个原因：一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二是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即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第三个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结果这三个原因率先成为了前苏联、乃至东欧各社会主（审）义国家灭亡的重要原因。既讽刺、又令人困惑的是，至今仍有不少中国官方学者经常拿欧美资本主（审）义国家的贫富差距来取笑，却始终不敢面对的是，中国如今的贫富差距早已超越欧美诸国。（见：《报告显示:中国最富的150万个家庭占有70％财富》，《中国青年报》，2006-10-18）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一些中国官员，会以美国股市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中下跌了40.6％这一数字来说明中国社会主（审）义的"无比优越性"？因为同年的中国股市跌幅65％，仅次于俄罗斯的72％。那些嘲笑美国现今失业率创25年来新高的国人，却似乎没有看到，美国的失业率再糟也远比现今的中国要好得多。……凡此种种，别人是"五十步笑百步"已可笑，为什么中国却要"百步笑五十步"呢？ 更令人疑惑的是，中国对这样的"创新"却总是感觉良好，还做着"大国崛起"的美梦；国人似乎至今仍未曾认识到，历史上还从来不曾有一个国家，能只靠引进别国的思想和机制来使得自己达致超越别国、继而成为大国的命运。中国焉能超越这一历史客观事实之外。 而知识界的互相抄袭，久而久之所形成的恶果，是一种令人恐怖的、所谓共同的基本价值理论的形成；这种论调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们以"共同识见"的名义，大肆宣扬一个似是而非的、误国误民的理论--没有比这种"千佛一面"更可怕的思想了！" 流动性过剩"就是一个其自揭西洋镜的实例。如果不是朗咸平、宋鸿兵等人的竭力阻止，恐怕这种"共同识见"会成为又一次由中国知识精英倡导下的集体造孽了。既有学识的局限，使得他们面对新局势而时常得出错误的见解，并基于错误的见解得出进一步错误的规划建议。…… 中国，怎么会变成一个以模仿、抄袭来维持生计的国家呢？这种延续了两千多年的陋习，横跨封建、现代和后现代社会的雷同，算不算是一种民族传统？！以此模仿与抄袭所带来的"创新"，其背后的思想桎梏，难道不是更为危险的吗？ 中国教育体系所陷入的陷阱 还须严厉批评的是，是中国的教育。 像其它政（审核）府部门一样，中国教育的所谓"改革"、"大革命"，要么是不成功的尝试，要么，是东施效颦式的抄袭。从建国之初到1978年前，中国教育的主要抄袭对象，是前苏联的教育体系，期间毛（审）泽东搞过两次"走自己的路"式的"教育大革命"，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而1978年后至今，中国教育的主要抄袭对象，则是西方的教育体系。而且同样地，在抄袭中展示出东施效颦的迹象。 譬如，中国1997年始推行至今的大学扩招，是抄袭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70年代）；而其后不久推行的高校成本分摊政策，则是对美国学者D.B.约翰斯通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1986）的抄袭。这两项理论的导入，曾被国内学者视为"抓其根本"，但它们导入中国的结果却是，除了义务教育之外，中国的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变成了国人致贫的首因。即便是那些依靠砸锅卖铁而获得高中和大学教育的家庭，不久也发现，他们的孩子还得面对的是"90％的失业率"。…… 一个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人，是教育部部长周（审）济（尽管他有不少替罪羔羊的成分）。 这位中国的最高教育主管，其一直以来所志得意满的教育成就，不外乎两个：其一，在其任内，中国义务教育入学率和大学入学率进入了普及阶段；其二，更值得骄傲的是，1983年5月，中国诞生了首批博士；然后，仅仅用了25年时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甚至也在这同一年，即2007年，中国的科技论文总数也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然而事实的真（校）相是，在第一项"成就"的背后，是众多家庭的因教育而致贫，和大学毕业生所面临的超高失业率！前者，显然会让约翰斯通大跌眼镜；后者，即便是马丁博罗再生也将感到哭笑不得！ 至于第二项"成就"，更是一个国际大笑话。这样的世界第一，实际上是依靠发放头衔而造就的空前繁荣假象。中国教育界只用25年便完成赶英超美，可见，这种头衔发放的"大跃进"速度不可不谓之"前无古人"。……如果这些头衔的实质与知识的创造成正比，25年后的中国，便应该是一个领导世界的创新之国了！其科技、经济和文化成就也理当居于世界第一。而最大的讽刺是，中国目前仍是一个"抄袭"大国。 显而易见，中国教育事业在行政的介入（原意为"指导"）下，一直都陷于抄袭、弄虚作假、学术官僚化和学术腐（审）败之中。即便这位国家教育部部长在不久前提出对学术腐（审）败"零容忍"的口号，也不会让人给予多大的信任。因为，正是这位好大喜功的教育主管，在其任内以发放头衔的方式，使得大学和官僚机构勾（审）结，教育学位（学历和职称）买卖成风，学术腐（审）败愈演愈烈，以致"博士"、"教授"、"经济学家"、"大师"等头衔满天飞，……我们又怎能指望这位"始作俑者"有多大的作为？ 事实上，在这出闹剧演变成国际第一大笑话之后，中国教育界也不知如何做出实质的改变。原因很简单，作为既得利益者、同时也作为教育变革主导者的中国知识分子，怎么舍得把自己的饭碗和利益革掉呢？！因而，无论当下危机如何紧迫，甚或关乎国家之存亡，他们都可以不当一回事，因为，凭借对开放头衔的追逐，便足以保证他们即便是在国家危机中也能有不断的利益扩张--而人（校）民的利益、乃至国家的利益，那是另一回事。 这些教育界的抄袭者总不曾意识到，其所抄袭的教育理论本身，即便是出于善意，也总是首先是基于经济发达国家自身而设计的，而不是为发展中国家而设计。因而这些理论的导入，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教育投入，只能使得中国在参与世界的教育竞争中，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军备竞赛"之中。这种实质上不断步西方国家后尘的追赶方式，无论是提高义务教育的年限，或是推行所为革命性的信息化教育，都只是看不到尽头的"军备竞赛"；长此以往，也足以把自身的教育体系拖垮。…… 再者，因为迷信伯乐论，中国教育体系的演变还有着一种独有的自我束缚，那就是，无论怎么变革，中国的教育体系都是一种以伯乐为尊的教育模式。这种模式强调的不是"点燃火焰"（苏格拉底语），即创新；而是"灌输"，即复制。--美其名曰"正统"、"标准化"、"规范化"。因而，这一教育体系越扩大，整个社会就越趋于僵化。其实施的精英教育政策部分，便如郎咸平所说的"集天下英才而毁之"；其推行的大众教育政策部分（9年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则无法帮助新一代获得足够的竞争力，甚至即便能帮助他们就业，也无法消除他们的贫困，而只能使得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成为低层次制造业、服务业的被剥削者。…… 这样的教育体系，其所能源源不断产出的"人才"，便是为社会各界提（校）供各自领域的专业的"抄写员"，他们只善于抄袭，而不善于创新。这种教育模式非常依赖于伯乐的视界，如果那些伯乐们不懂得创新，或自视为任何创新的终结性裁定者（他们通常把自己定位为后一种角色），那么，这些伯乐们的视界实质上就成为了学习者真正创新的瓶颈--事实正是如此。……因而，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一些国家领导人、学术权威在某某大学呼吁学生创新，而他所领导的部门、所倡导的理论，却毫无创新可言。换句话说，正是他们所操控、所领导的教育模式，束缚了新一代的创新！…… 看看北大、清华、南开、复旦这些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学近60年来的平庸，再看看今天那些主导国家政策的专家学者面对当前危机的黔驴技穷、自圆其说。……便很容易理解，正是中国教育事业在过去几十年来的因循守旧，造成了今日的"本领恐慌"。--他们过去所学，根本不足以使他们有能力带领中国走出危机。 还要再这样下去吗？回看自科举鼎盛以来的历代王朝吧！你还会发现，当这些王朝濒临毁灭之时，恰恰是其太学生（博士、教授、大学者）达致最多的时候。再看看前苏联，在其灭亡之时，这个国家自培育的知识分子、马列专家和苏共党员何尝不是天文数字？！……然而，这种靠"定于一尊"而展开的人才培育，靠发放头衔而造成的人才济济的假象，在今天这个知识时代，还能延续多久的生命力呢？！……许知远所说的"中国教育的破产"，也就是这样了。 缺乏无知之知--被洗脑和自满的自我感觉良好 我们为什么是如此的缺乏创新！我们为什么又是如此的自以为是！ 让我来揭这个谜底吧：这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所沿袭的思想惯性--伯乐意识，也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专家学者所特有的一个通病--缺乏无知之知。 一般而言，一个学者最大的惯性错误，就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视为对其所研究命题的终结性解决方案。而这种学者的惯性错误，以东方国度的学者居多。究其思想本源，实是伯乐论作祟。 如果你将中国学者的著作和西方学者的著作，特别是哲学类、思想类的著作作出一个分析对比，你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差异：中国的作者，几乎无一不表现出对其研究的某种思想、某个人盖棺定论式的终结性裁定。而西方的作者，更多的是对其研究的某种思想、或某个人展示出一种相对真理的描述，而且还带着一定的开放性，甚至是自我否定性。 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当中国的知识分子每每指责西方文明价值观强加于中国之时，这些以伯乐自居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每每以自以为正确的价值观来"好为人师"。 中国知识分子总看不惯西方知识界的那种"看不见结论"的讨论，而每每把自己的结论视为最正确的、终结性的答案。……几乎没有哪个中国学者能够超出这种自以为是的范畴。这些学者、精英们总是自视高人一等，认为一般普罗大众、甚至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也需要他们点拨、指引。……《反热钱战争》的作者张庭宾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在《反热钱战争》一书中，他详细跟进热钱在中国的情况，这固然是一个财经界学者的责任；然而，在同一本书里，张庭宾还顺道将中国电影界都批评得一无是处，俨然他就是电影界的"第一专家"口吻；继而，又发出"欲挽救人类文明于生死存亡之秋，必先拯救西方现代文明；欲拯救西方现代文明，必先拯救西方政治、经济和金融精英；欲拯救西方精英，必先在竞技场上战胜他们，折服他们……"这样的论断。言下之意，他俨然就把自己当成了西方文明的拯救者角色。然而你细看他所倡导的建议，不外乎就是一些别人已经提到过的解决途径，而他却自以为是地认为，只要中国按照他提出的四条反热钱的策略，上述抱负就一定能够实现。…… 反观西方的一些专家学者的著作，譬如，在奥巴马、索罗斯这些西方强人的著作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对不确定性现状的讨论，而对于当前的危机，他们没有具体的、确定性的对策，他们只是展示出无所畏惧的信心。仅此而已。……我认为，西方的这种视野，是一种对知识本身的正确态度。 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则大多凸显出一种已达致病入膏肓的"好为人师"症状。像张庭宾的这种口吻，和800年前，那位宋代学者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至少在口吻上并不二致。对张庭宾这样的学者，我还是建议他把精力集中于对热钱的跟踪和反狙击上，其它的，特别是并非他所研究范围的知识，他应该看到自己的无知之知。即便是他所钻研的主攻命题，也要保留适度的无知之知。这是非常必要的。 然而，要求中国的专家学者、中国政（审核）府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之知，在目前看来，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以胡鞍钢几个月前在凤凰卫视台的一次采访为例，这位学者被邀请分析国家三代领导人的局限性。对于前两代领导人的局限性，胡鞍钢的分析显得游刃有余，然而，一但说到现届领导人的发展治国思想之时，他便就此打住，不再谈局限性，而只谈优越性。他显然无法论及现今中国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中的不足，更谈不上谈及其中所存在的"必然的无知"。……对于前者，这究竟是思想局限，还是他面对采访的言论局限？如果是思想上的局限，那么，作为这一理论的倡导者，作为官方智囊，事实上现任领导人的局限也正是他的局限所在；如果是言论上的局限，那就由不得人了……无论怎么说，不知道自己的局限所在，不知道自己的无知所在，恰是胡鞍钢这样的学者的最大可怜之处！如前所述，正是他有份给予政（审核）府的决策指导导致了国家陷入如斯困境！ 请注意，我不是把责任推托在胡鞍钢这样的学者身上，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有怎样的行政模式，便衍生出怎样的专家学者模型。像胡鞍钢这些学术权威的研究方向，及其变革思路，与其屁（校）股所牵连的国家领导集体模式是"捆绑"在一起的。 事实上，现今中国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伯乐论基础上的科学发展观。官方所提出的"解放思想"概念，当中的具体内容，是由官方自己来设计、策划和导演，"伯乐"们指出，现今这一个年度（阶段）应解放什么思想，下一年度（阶段）又应解放什么思想，一切（包括未来）犹如掌握之中。……然而，说来说去，这样的"思想解放"和建国之初的"思想解放"并无多大分别，这样的变革也未曾跳出昔日那种隐含"必然论"的阶段论的禁锢。 在这一点上，我还必须要指出的是，所有的阶段论，包括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其最大的客观存在的错误，便是这些理论通常把未来发生的可能性定义为必然性来理解；或者说，他们习惯于把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当成了事实。 近年来，被宣传得最火的、也被界定为中国未来发展主流的"城市转型"，其实也是一种对西方国家已然过时的社会转型的抄袭。 似乎我们所属于的这个"不断转移"的时代，就是要适应不断的产业转移，而配合这种产业转移的政（审核）府模式，就是故意压迫当地低层次人口的生存空间，以便他们不得不迁移出去；再通过优惠政策将高层次人口和高智能产业请进来。说白了，就是把一批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工赶走，把一些高智商的人招进来，吸引全球高新产业来开办公司，就是城市转型了。……其实，郎咸平说得再好不过，不能做到"6＋1"的整合，也就是不能提升本地人口的综合竞争力，这样的城市无论怎么"赶人走"、"请人来"，怎么变，甚至把微软、英特尔这样的公司分店吸引到这里来，技术也无法变成你的。过去的实践不都证明如此吗？…… 这种转型所突显的，却恰恰是对那些我们口口声声呼吁要帮助的农民工的压迫和剥削，以及有利于国际金融炒家、国际资本炒家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掠夺和操控。……这种转型有许多的错误，但是对主导者（主张这样做的学者和政（审核）府）而言，似乎都没有看到自己的责任，……当胡鞍钢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到广东视察，提到"城市转型"这一观念时，他做了一个比喻："城市转型就像'换衣服'"。其言下之意，显然是指，在他们的指导下，将密集型制造业更换为高智能产业。只要把"旧衣服"丢掉，把"新衣服"穿上，就完成城市的升级换代了。然而，似乎没有人会这样问，为什么胡鞍钢这样的学术权威自己不"换衣服"？为什么相关负责的行政体系不"换衣服"？面对竞争，如果学术界、行政体系能够"升级换代"，那难道不是更有效吗？ 相信一旦问到这里，这个问题就被卡住了。事实上，行政体系现今的学术行政化、论资排辈的结果，使得那些有"终身制"保障的公职人员和学术权威们，不到退休年龄，谁也不会买你这种"换衣服"的账！要想像对待那些低层次制造业、低技术含量工人那样对待他们自己，没门！…… 说到底，在一个缺乏无知之知的管理氛围中，当出现了危机或问题，这些"伯乐"从来不会引咎辞职，把自己视为"永动机"的他们，也不会认为自己负有主要责任，他们往往把问题丢给"客观"、"社会"和"他人"--事实上，既有的伯乐制度也为他们诿过于人提（校）供了足够的空间，而且隐蔽；就如那种以通货膨胀来剥夺人（校）民的钱包的空间一样宽广、隐蔽。…… 因为信奉自己拥有最高明的管理思想，认为自己代表了中国人（校）民，或代表了自己所服务的阶层或群体，这些伯乐认为自己有能力仲裁天下政治；决定审批经济的程度；乃至拥有着表面上有、而其实没有制衡的绝对权力…… 除了中国的官员之外，中国的法官也是一样的。中国的法官，之所以被设计成比之西方普通法系中的法官拥有更多的权力，是因为伯乐观念认为，不仅中国法官的专家特性使得他们比诉讼者更懂得法律，而且赋予法官更多的权力有助于他们主持正义；因而，即便是中国法律体系决定变革，要借鉴西方的陪审团制度，构建了中国特色的"职业陪审员"，而事实上，这些"职业陪审员"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 "法庭上的专门抄写员"而已，他们都只是中国法官的权力的附庸，中国法官甚至可以私下会见诉讼的双方，以"和谐社会"的名义，然而，我们的社会真的会因此而和谐吗？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法官的权力没有制衡，才使得我们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体系不断受损…… 以伯乐逻辑经营的教育体系，不仅是教（校）师和书本所扮演的"绝对权威"角色，也不仅是标准答案化、灌输式的、"千人一面"的教育，便是把那些学术权威、学校、教育部门的行政官员，他们总是号召学生们、后辈们要有所创新，然而创新的方向却往往要经过他们的"首肯"，他们相信他们的经验可以让晚辈们"不出偏"，却往往意识不到，他们实际上所扮演的是创新的拦路石，他们的伯乐角色甚至使得他们自己也成为了"千佛一面"的模子…… 还有那些文化界、传媒界的伯乐，他们常常扮演着大众文化、海外媒体（如香港电视台、CNN等）的新闻报道内容的仲裁者角色，然而，当他们正刻意为那些他们眼中不适宜普罗大众观看的节目和新闻设置"公益广告"和"遮掩"之时，并以此视为对政（审核）府所倡导的主流价值的维护，以及对基层人（校）民的心智保护，却不知道，作为伯乐的他们、甚至是政（审核）府所倡导的主流价值，早已身处西方思想的洗脑之中了…… 甚至是那个叫做《百家讲坛》的节目，其实也与"百家争鸣"完全不搭调，因为当中一个人负责主讲一个主题方面的内容，而且"谁有资格担任主讲者"的角色问题，还是中国电视台的那个"伯乐"说了算。《百家讲坛》，其实也只是"伯乐讲坛"。……似乎中国每一个领域都有着这样那样的伯乐，然后这些伯乐都服从于政治最高端的那个伯乐。却没有意识到，如果那个伯乐也出了问题，人（校）民还能怎么样？…… 从上述例子可见，伯乐意识和伯乐管理思想，在中国无处不在。 "民（审）主集中制"比之"民（审）主制"，有着更多的驱使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担当"好为人师"的动因。因为它把精英摆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让这些精英行使人（校）民的权力；这种观念总是认为，普罗大众所明白的事理总无法和那些身为专家学者的精英来得精明和睿智，因而这些精英需要承担教导人（校）民的角色--所谓"教化众生"是也。…… 此外，中国还有不少这样的专家学者，他们对于各种社会问题和危机总能提出不少精辟的见解，恍如入木三分；但一谈到解决危机的思路，还是老一套--不外乎就是建议构建一个伯乐机构，或是建议如何更好地做好伯乐，或是如何改良伯乐制度来解决问题，建来议去都跳不出"伯乐论"的巢穴。 譬如，中国政（审核）府现今把改革机构的权力交给发改委，就是一种伯乐思路。在去年两会上，政协委员在讨论政（审核）府机构改革时，时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的李金华，直言不讳地称：把改革放在发改委，是不合适。本来发改委就是机构改革的龙头，最需要改革的就是它，它去牵头搞机构改革，这个怎么可能呢？让伯乐改革自己，也就是所谓的政（审核）府自我变革，有这个可能吗？想一想伯特兰罗素的"理发师的困惑"，再想一想，一个医生（伯乐）病了，需要动一个全身麻醉后才能施行的手术，他怎么能自我完成呢？ 再如，那位教授MBA、企业总裁、政（审核）府官员逾万名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韩秀云，在其所著的《金融海啸与我何干》一书中，就表现出一种对她自己、以及他所教授的政（审核）府官员的"自信"，她所提出的解危思路，就是她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父母官"观念，在她看来，这种观念"在21世纪不应过时"，尽管"今天的父母官比100年前、500年前难当了"，但要解决危机，中国政（审核）府还是应从如何当好一个"父母官"的角色寻求出路。……说到底，韩秀云只看到百姓把政（审核）府和官员比作父母官，代表百姓对政（审核）府的信任以及政（审核）府的责任，但她看不到，父母官也隐含了把百姓界定为"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的局限，这种局限不亚于封建社会的帝王和百姓的关系，即便是帝王"爱民如子"，但帝王是"牧羊人"，而老百姓是"羊"，帝王对老百姓的"爱"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赐予，而无论如何，老百姓始终都是"羊"，他不能与帝王有相同的地位。显然，韩秀云看不到父母官观念所隐藏的这种根深蒂固的不平等；而韩秀云更看不到的是，许多属于"孩子"（人（校）民）的权利和责任，是父母官根本承担不了的。…… 也正因为有着这样的父母官意识存在，一个公职人员最需要具备的公仆意识就无法真正发挥出来。或者说，一个政（审核）府只要奉行"精英治国"的管理哲学，它的构成人员--公职人员就不可能变成真正的公仆，而他们所拥有的特权就只能促使官本位体制日渐僵化，直至消亡；因为认为自己是智慧高于人（校）民的专家部门，因而那种像卫生部指引馒头的制作规范要求，工信部要求全民电脑安装"绿坝"软件等的行为，都是政（审核）府的伯乐思想作祟，并对此造成的对人（校）民和市场自由性的越权、以及对社会公义的破损还懵然不知。应该说，只要这个政（审核）府奉行伯乐至上（即政治至上、人大代表至上、业界精英至上、哪怕是知识分子至上等等），它就无法做到真正的"为人（校）民服务"。…… 这是一种在我们的政治管理史上从来未曾正视过的管理谬误，这种观念的最大缺陷是，其通常认为，一个人成为精英之后，他或她就能摒除无知；而不曾从根本上认识到，无论一个精英（领袖、或执政党、组织）的知识多么全面，其所依凭的知识本身都存在着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总不能被这个人或组织自身、社会所发现，它们存在于"必然的无知"之中。在我看来，这些伯乐论者的千言万语，实在抵不过香港艺人莫文蔚的一句话："一切都是谜，一个谜的答案是另一个谜。"谜是永无穷尽的！所有精英的缺陷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他或她可以为一些问题找到答案，但答案背后的谜却是常常是他或她意料之外的；今天我们所做出的各种决策，谁能知道将如何影响我们未来？--这就是精英的致命弱点，对于未来，事实上，所有人都一无所知。 如果说，国内没有人认识到这种"无知"，那也是不确切的。事实上，据我所知，在90两代后期，在何怀宏、邓正来等学者的倡导之下，这种"无知之知"的系统倡导者--哈耶克、波普尔等人及其思想已被引入中国，并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甚至是一些学术权威的重视。……除了茅于轼之外，国内有不少学界人士，如张维迎、汪丁丁等，甚至还有不少新一代的政界新锐，他们当中已有不少人，都系统阅读、分析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和《自由秩序原理》（1960），甚至认真阅读了哈耶克、伯特兰罗素等人的系统思想。但是，一种还不曾被这些人自我觉察的讽刺是，如果你问这些专家学者对于哈耶克思想的应用，是不是中国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他们大多的回答是"是"；但当你问他们现在如何应用哈耶克等人的思想，则大多数的回答也是一样的："未到时候"或"不合时宜"。……换句话说，他们根本看不到哈耶克思想和中国社会的现在有什么技术上可贯彻得到的衔接。 在十（审）七大上，中国呼唤以创新立国，但如果中国不能从根本上反省束缚其自身的伯乐论，那么，其所追求的"创新"将和过去一样，都只是一种旧瓶装新酒的把戏。因为，创新的本质，就是对过去、对既有知识的否定、背叛，也就是对伯乐、权威的否定、背叛；而且，创新的本意还包含了严谨的自我批评。……因此，我质疑，那些呼唤创新的人，是否真正认识到了这一点。 是的，我们必须创新！温总理说得好，"创新可以赢得中国企业和人（校）民的尊严。"然而，在这样一种伯乐意识充斥的文化、社会体系中，中华民族有何创新可言？又如何不是作茧自缚？……不知道自己的局限性，更不知道如何建立机制以弥补自己的局限性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专家学者群，又怎能"解放"人（校）民的力量？又怎能"带领"国家、"引领"中华民族走出空前危机呢？！……继续这样的循规蹈矩下来，中国企业和人（校）民，又如何能赢得多少尊严呢？！…… 精英治国论的谬误宏观调控论是精英治国论的一种发展学说，既然要批驳这一理论的谬误，也顺道批驳中国现今所奉行的精英治国论。 相信精英治国的人，都会持有一种类似的观点，就是"尽管败也伯乐，但成也伯乐。因此，要治国，还必须首先依靠伯乐"。这种观点的似是而非，在于它没有看到，"伯乐"在历史上所造成的成败的比例。对于历来奉行伯乐治国的中国而言，其历史所曾经出现过的繁荣时期，诸如：文景之治（39年）、光武中兴（31年）、贞观之治（23年）、开元之治（29年）、张居正的一条鞭法（10年）、以及所谓的康乾盛世（115年）等，笼统汇总起来，也不过247余年而已。占不到中国历史的十分之一（以春秋战国时期算起）。单由此见，精英的败远多于成。在这种伯乐机制之下，历史也不是"一治一乱"的循环，而是"一治一乱又一乱"的循环，正如后世者的"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一代不同时。"的慨叹！ 如此不到10％的成功率，为什么被那么多的人寄予厚望？答案每每只是因为，曾经有"伯乐"在历史上昙花一现过；然后，后来的当权者和他所处时代的"现代性偏见"、当然还有新思想、新知识的出现，使得他们往往都自认为自己可以凭此而成为比过往的伯乐更优秀的伯乐。--亚当•斯密早就在《道德情感论》一书中，指出了国家领导人的这种自以为是。但亚当•斯密的这种洞见从来不曾被那些时值当令的国家领袖们所重视。特别是有了《资本论》、宏观调控论这些"新思想"、"新知识"之后，那些学术权威们、国家领导们、精英们，便都看不清自己的自以为是了。……他们每每都认为自己在应用着新知识、新科学治国，却未曾认识到，每一种新知识背后所隐藏的副作用存在于"必然的无知"之中；更何况，人类的知识尽管达到"每隔7年就翻一番"的地步，但是，人类的幸福却没有因此而7年翻一番，社会也不曾在"7年"的时间单位中实现大跃进；倒是每隔10年，就出现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而且每每变着花样为祸人间。…… 如今看来，那些现今仍期待"千古一相"或"千古一帝"出现的人，和那些等待救世主降临的人的心态毫无二致。…… 关于中科院、发改委和中（审）央智库 此外，被中（审）央寄予厚望的中科院，发改委，以及被称为"中（审）央智库"的中（审）央党校，其实也并不存在什么新思维。除了以最高伯乐自居之外，这里还充斥着作为既得利益阶层的发言者，以及，对陈旧政治手段的沿袭、乃至对他人学术的抄袭。……这样的最高伯乐，又怎么不误导人（校）民、误导国家呢！？…… 对于现今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不幸和不公平事件，中国的那些学术权威、知识精英经常表现出一种观点：就是把这些问题和不公平现象归因于客观因素。然而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他们推诿自己责任的借口而已；而且，这种做法也抹杀了我们挖潜对这些问题、不公平事实背后的深层因由和答案的可能，也使得后续的变革失去了真正的反馈和正确的方向。 譬如，当那位以"既懂马克思主（审）义又懂当代科学的人"自居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中，把中国煤矿每天死100多人视为"没法避免"，并归因于"中国的老百姓太穷了。"而且"主要是穷，而不是腐（审）败。……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他对这些矿工唯一的肯定，就是"提高了GDP"，解决了所谓的"中国能源短缺问题。" 何祚庥所给出的答案，其实是假设既有体制对政治、经济、法治、科技、教育乃至社会各个体系的资源配置在既有条件之下所能达致的价值最大化的前提下，而仍然无法避免的不足。只有在这种前提下产生的不足，才能称之为"客观因素"。然而，不知何祚庥是否想过，中国过去60年、或近30年来的资源配置设计果真达到了价值最大化吗？为什么中国近30年的经济腾飞仍然逃不开"太穷了"这几个字？作为一位自称为"既懂马克思主（审）义又懂当代科学的人"，他到底又曾在中国能源这条生产线上为矿工们贡献过什么？……把自己无法解决、或者说无法解答的问题，归结为"客观原因"、"没法避免"，甚至归结为"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所有持有类似观点的专家学者，其潜台词，无一不是对自己责任的逃避和推卸！无一不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掩饰！ 在这一点上，发改委似乎是做得最为冠冕堂皇--被中（审）央视为设计并执行宏观调控手段中心的发改委，集结了一批以中国各界知识精英为组合的团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精英云集的发改委，竟然可以连一个"流动性过剩"的基本概念都搞不清楚！搞不清楚还不要紧，还自以为是地利用他们控制媒体的权力，把这个"流动性过剩"的概念高调地灌输给新闻媒体、人民，把这一概念当成了解决中国养老、医疗、乃至几乎所有问题的"良药"，……即便发现出了这么大的漏子，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承认。这样的一种"精英的集体愚昧"，是否也是民主集中制的优越性体现呢？……当发改委对于全球金融危机的估计几乎全无反应，及至在金融风暴已经爆发好几个月之后，才宣称"危机比预期的还要严重得多"、以及"正在开会研究对策"，这不仅说明，这种发改委的应变机制存在着根本性的、结构性的问题；其所突显的"不称职"、"非一般的窝囊"、以及学者王石川所说的"本年度影帝非发改委官员莫属"角色倒在其次。 一位江西网友不无偏激地说"防止过快转为过热就在耳边，现在就改为下行。真是可笑。偌大的一个中国，就没有一个人能预测到现在的形势，真是可悲！中（审）央的智囊团应改为饭囊团。国家花那么多的钱养他们，就知道跟在美国的屁（校）股后面说话。中（审）央的决策层，也没有一点判断能力。没指望了，国民们！"另一位河南开封的网友则说："今天才说研究，之前干嘛去了，金融风暴都已经快半年了你们才醒过顿来是嘛，等你们研究好了风暴潮早就把经济摧垮了。"…… 窝囊的还有"中（审）央智库"--中（审）央党校。2007年，由中（审）央党校策划的，由周天勇、王长江、王安岭这样的智库人物所撰写的一部重量级著作--《攻坚--十（审）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中宣称，"中国政制改革还需要30年才能完成"。这种观点真是令人贻笑大方！观诸历史，从来不曾有一种有效变革，历经30年而不能产生效果；譬如，新政（审核）府所推行的精兵简政政策已历时60年，一次又一次的重蹈覆辙--这只能证明变革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都是错误的。……而研究报告所指出的未来变革之路，丝毫不曾跳出伯乐论之范畴，例如，报告中表示："强调坚持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须遵循三项原则，即党管军队，党管干部，党管新闻。"这也就是说，执政党要垄断军队、行政部门（潜台词是：行政以"宏观调控"、"审批经济"的名义，同时也保持对经济的垄断）和思想。这些中（审）央党校人物显然都未曾聆听到，久加诺夫所曾总结的血的教训--在苏共、苏联垮台后，这位俄罗斯联邦共（审）产党中（审）央主席从苏联整个历史和整个体制来探究问题，经过深刻的反思，最后，他把苏共垮台、苏联亡国的原因归结为苏共自身的三个垄断，即政治、经济和思想的垄断。而中（审）央党校所设计的未来30年的变革之路，仍然抄袭着于这种已然亡国的垄断招数。可见，愚昧之极！…… 至于在中科院、发改委和中（审）央智库的人当中，又有多少人在互相抄袭？官场上凸显的是，那些行政专家们的"官样文章总相似，天下文章一大抄"，而在这些代表官方知识开发的最高端组织的专家学者们，同样如此！几年前，已经有越来越多人揭露学术界的学术抄袭、学术腐（审）败的系统化，但是，这仍然无损这种抄袭、知识腐（审）败的风气继续明目张胆、大步流星的前进，而像中科院、中（审）央党校这样的领军组织，其中也大有人在。就以《攻坚--十（审）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一书的主要作者--周天勇为例，这位经济学家、教授于2008年7月份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曾经在网上引起非常热烈的争议。这篇引起论坛热论的文章所引用数据都是真实的，但讽刺的是，这篇文章几乎是完全抄袭自另一名学者张宏良在2006年12月25日在乌有之乡网发表的《张宏良：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纪念毛（审）泽东诞辰113周年》一文。（详见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0612/13258.html）。周天勇唯一没有抄袭的，是张宏良先生对危险提出的所谓解决方案：应用"毛（审）泽东思想"。--这就是目前中国的专家学者的典型……现在，我们对中科院、发改委和中（审）央智库这样的智囊团的寄望，还能打多少折呢？！ 被利用的专家学者 事实上，除了上述缺陷之外，中国的专家学者还有一种价值，那就是被利用。 过去的历史不必说了，就说现在的。 一位宣称要"死在书桌上"的北大经济学者--林毅夫，现在是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骄傲。然而，与其说，是林毅夫争取进入世界银行，不如说，是世界银行主动招纳了林毅夫。 正如迈克尔赫德森所指出，世界银行，其实是美国对全球的"战略性防卫政策"的工具之一，他们所招纳的人才，尽管看上去是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知识精英，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些人才的学说或理论，必须是对他们的政治企图有所帮助的--这一基本价值从世界银行这一组织成立开始就没有变更过。譬如，从世界银行的成立伊始，其第一任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之前就是美国国防部长。……从一开始，世界银行就是定位于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全球性组织。世界银行总不会随便罗致不同观点的专家学者担任他们的领导或顾问，更谈不上对那些观点相反者的支持。 林毅夫之所以被选为世界银行副行长，不是因为他的学说有多么新颖的洞见，而是，他的所谓独创理论非常适合世界银行的发展需要。当中国基尼系数不断创造新高，贫富差距日益拉大，郎咸平看到的是"1亿人的富裕导致12亿人更加贫穷。"，而林毅夫却说："中国的问题不是富人太富，而是穷人太穷。"后一种"发现"，把既得利益阶层--权贵和富人所造成的问题和穷人之所以穷的问题撇清了关系，让既得利益阶层在不损害既得利益之情况下，做些吸引眼球的捐献行为，博得"慈善家"之美名。……对于既得利益阶层来说，不把持有这种观点的经济学者（林毅夫）推上学术权威、行政中心之前台，实在是太对不起自己了！--林毅夫登上世界银行之副行长宝座，背后实质，不过如此而已。 同样的逻辑也可以看看伯南克，这位原本还是一名大学教授的人，为什么会摇身一变，成为格林斯潘的接班人--现任美联储的主席？答案是相同的，因为伯南克的经济理论核心是：通过适度的通货膨胀，有助于经济的良性发展。这一观点，不正对美联储的胃口吗？…… 这样说，可能很多人不明白我说什么，换个说法好了：因为，现代文明的一个基石--中（审）央银行制度，其本身就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中（审）央银行制度本身就是通货膨胀的"元凶"！尽管这一金融制度能够不时推动经济发展，也能通过货币汇率的加减来调控经济温度，但实质上，这种制度对经济发展中的每一次调控，即便是出于好意，即便是取得了暂时的成效，也只是把经济的危险往后推、使之不断累积，随着货币发行量扩张、流动性过剩不可避免地愈演愈烈，通货膨胀现象也就越来越严重。正如宋鸿兵所指出的："中（审）央银行反通货膨胀是假的，因为你（中（审）央银行）才是真正制造通货膨胀的根源。"（2007）正如历史所告诉我们的，世界上从来不曾有什么中（审）央银行，无论其姓封、姓资、姓社，无一能跳出自我制造通货膨胀的巢穴。而一旦遭遇外来的袭（校）击、阴谋暗算，则危险将变本加厉。其实，我们只要想一想，为什么英美两国都能在轻度通货紧缩状态下完成了工业革命，而今日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却无一能如此？这当中的猫腻、阴谋和陷阱何其多…… 作为现今世界各国央行的楷模--美联储，其既得利益者早就深明凯恩斯的名言"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政（审核）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剥夺人（校）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 却使少数人暴富。"当中的"奥妙"。因而，他们总是努力扶持各种支持"通货膨胀有理"学说、政客和专家学者，以达到他们发动通货膨胀、"剪羊毛"的目的。……然而，当凯恩斯理论遭到越来越多人的诟病，新凯恩斯主（审）义又无法得到足够认同之时，既得利益阶层不得不四处找寻、发掘"更科学、更具说服力"的学说，而伯南克的发现，无疑正对了他们的胃口。伯南克的行政能力倒在其次。…… 当然，我不相信林毅夫、伯南克这样的经济学家会出卖自己的国家，但是，我却质疑他们所倡导的学说存在被利用的可能。像帕金森这样的经济杀手是一回事，像林毅夫、伯南克这样的被利用、被导向于"经济杀手"角色的，又是另一回事。…… 应该说，这两个人确实有学者的气节，有其良知、和超越既得利益阶层制度束缚的追求，但如果没有眼光，"傲骨"甚至比不上"贱骨头"。单就其当初对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化程度的判断而言，宋鸿兵、郎咸平、甚至一些普通的银行职员，都比他们看得准、看得远！…… 遗憾的是，能够看穿世界银行的这种把戏的人，其实很少；而能够超出世界银行所设计的霸王规则之外，成功创造出一种新规则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不过几人--穆（审）罕默（审）德•尤努斯、阿玛蒂亚•森、迈克尔•赫德森--而已。 茅于轼、郎咸平、宋鸿兵及其他 而中国有无一人能跻身其中之列？半个也没有。 譬如，茅于轼对伯乐论的质疑非常有力，但早在茅于轼之前，伯特兰•罗素、卡尔•波普尔、哈耶克都已经系统地指出了这方面的不足。茅于轼不过是他们的抄袭者而已；茅于轼尝试创办却不怎么成功的保姆学校，也有着穆（审）罕默（审）德•尤努斯所创办的格莱珉银行的影子；而茅于轼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关于应对中国粮食危机的观点，实际上也是西方经济学中的边际理论的应用，而且这种单纯经济理论上应用的致命缺陷，还在于他未曾认识到，还有一个超越这一理论之上的现实：那些像国家金融炒家、欧美国家正以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操控粮食价格，以便操纵世界的事实。因而，茅于轼以边际效用理论来解读中国粮食危机的观点，恰恰是一种"书呆子气"（抄书本）的表现。 又如，郎咸平所倡导的中国经济危机解决方案--产业链高效整合，其原创者是90年代由美国IBM所研究之产物。对于自己的经济知识水平，朗咸平没有故作谦虚，他说像他这样的人才、或在他之上的，在美国大有人在，……但对于国内其他远不如郎咸平的经济学者自身看来，却往往没有郎咸平的这种自我认知的本领--除了"酸"之外。 而宋鸿兵的预见，也只是基于他对美国众多分析金融危机报告中，选择了最为正确的那一份而已。……时寒冰在《中国怎么办？》为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战略思路，但这些在他看来属于"治本之道"的建议，其实都只是治标之策；就其根本性的解决方案而言，其所倡导的，诸如效仿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用惩罚性损害赔偿为内需护航，等等，不过是欧美日等国家一些成功事例的汇集而已。 像茅于轼、郎咸平、宋鸿兵、时寒冰等人尚且如此，其他人呢？ 宏观调控论的根本性缺陷另一个应该指出其谬误所在的，是宏观调控论。 表面上，这是一个中国发明，但如果你看看它的核心，你就会发现，这不过是马克思的"一个中心论"的延续，又或者说，是一种新瓶装旧酒的伯乐论。 伯乐论有多历史悠久？其渊源简直可以追溯至炎黄年代。……2001年，经济学家茅于轼作《千里马与伯乐孰个重？》指出"伯乐论"谬误所在，指出唐朝学者韩愈所论述的"伯乐比千里马更重要"的观点的致命缺陷所在--也就是那个"谁是伯乐"的问题。茅于轼非常有力地指出，中国当前行政管理上所千百年沿袭至今的管理范式，其根本性缺陷，就是无法确认谁是"伯乐"，即便选出了"伯乐"，也不知道这些"伯乐"的权限所在，……特别在最近几年，已经有越来越多中国学者都晓得指出，昔日中国所奉行的计划经济的错误所在；都开始认同西方经济学中的"有限政（审核）府"概念。……2008年底，当中国提出以"四万亿"救（审）市之时，国内也有不少媒体、学者纷纷指出，"宏观调控，那是上帝的事！" 然而，在另一头，在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个在管理层中，被众多当权的专家学者称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中国模式"，仍在一片歌功颂德的声浪中自满异常。而事实上，这种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核心，无非就是"宏观调控论"。 当"计划经济"和"无限政（审核）府"概念的失灵，市场经济的导入，促使中国进入新一轮的经济腾飞，这一次，中国尝试了"计划"与"市场"的结合。然而，这一次"市场"的导入，不仅存在着中国学界对"市场"这一理念的认知不足，而且也存在着对"计划"本身有着先入为主的管理思维定势。 因而，这一次借鉴（抄袭）而来的结合，并不是真正导入点燃西方文明的发展模式--即在自下而上的基础上进行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以市场经济主导为基础上的政（审核）府管理模式。而是一种在自上而下的基础上进行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也就是以政（审核）府主导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模式。比起过往纯粹的计划经济，这种结合尝试了政（审核）府和市场的关系重建，但本质而言，它依然是一种政治至上、精英至上的伯乐经济模式。而宏观调控论，便是这种中国式结合的一个"创新"。 宏观调控论，表面上，按照其代表人物--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的解释，宏观调控是中国特有的概念，对应的英文叫"经济控制"，但在一些发达的市场国家不用这个词，基本上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换句话说，经济发达如欧美等国家，对经济控制的手段范畴，都只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上；而中国的宏观调控论，除了包含这种经济手段--即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之外，还有法律手段、行政手段。也就是经济、法律和政治的"三合一"。 至于目标，中国比发达国家更为庞大。如祝宝良所言："国外的经济控制目标往往有四大目标：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而中国的宏观调控目标，除了这四大目标以外还有一个所谓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就是现在所说的，比如城乡之间的差距、区域之间的差距、产业结构不合理、需求结构、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也不合理，还有一、二、三产业结构不合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国家、企业、个人收入分配不合理，国家、企业拿得多一点，个人拿得少一点，而每个人之间收入可能也不太公平等等，这些都是宏观调控的目标。……" 政治、经济和法律的"三合一"，这就意味着，在执行所谓的宏观调控之时，由一个中心来指挥政治、经济和法律之间的互相协调。这种说法的另一层面的事实是：这只是把政治、经济和法律重新捆绑在一起，使得这些系统彼此都无法独立操作。而最终的权力，还是集中在一个中心--那个"协调者"--政（审核）府（执政党）本身。而且这种权力的集中更具绝对性--那些负责指导和执行所谓的宏观调控的人或组织，他们的权力几乎没有任何的制约。 最近几年来，不是没有人指出中国所推行的"审批经济"模式的缺陷；像中国前最高法院院长萧扬也曾经提出让司法系统独立出来；也有不少学者向国家提出党政分开；……但这些建议为什么都得到冷遇？……最深层的原因，就是执政党更相信自身所"创造"的宏观调控论。 他们至今未曾真正意识到的是，发轫于80年代，形成于90年代中后期的宏观调控论，实质上，只是对伯乐论的抄袭，而且还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绝对权力论。宏观调控论假科学之名，将政治重新权力绝对化，甚至使之成为国家的最高执政方针；也正因为有了宏观调控论，政治至上、精英治国变得理所当然；更深层地说，宏观调控论使得既得利益阶层的主体--公职人员的权力扩张有了充分的论据，它简直是公职人员扩张、既得利益阶层维护其利益的最高思想武器。 谁有资格担当这个宏观调控者，是祝宝良吗？如果是真的话，那么，现今形势显然不在他的预测模型之内。是国家领导吗？如果是真的话，我们过去30年就不应只取得有限的进步，我们的制造业也不会陷入如斯窘困的今天，我们的大学生也不会面临"90％的失业率"。…… 换个角度说，西方那些经济学家，好歹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常客，他们尚且不敢建议政（审核）府将管理的权力延伸出经济手段的范畴，而中国的学术权威，其学术造诣尚且连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门槛也没进入，却每每展现出比他们经常抄袭的西方经济学家更大的口气。对于西方经济学家而言，调节经济的四大目标尚且难以长久保持成效；而中国的宏观调控论，在缺乏原创经济思想的情况之下，除了四大目标之外，还要调总量、调结构；除了经济手段，还要将法律、行政纳入其"运筹帷幄"之中，俨然他们自己就是对政治、经济、法律乃至社会体系无所不知的全才。……看不到自己的无知，认识不到自己的有限性，更认识不到科学的有限性，是这些宏观调控论者的症结所在。 其实，一个真正懂得科学的人，是不会让自己、甚或让自己参与的事务（特别是国家事务）陷入如斯境地的！更不会有"好为人师"之患！正如茅于轼所推论的，要鉴定谁有资格当伯乐（宏观调控者），推论下来，这个人必须是能知过去未来的，而且能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最好、最有效……--但事实上，除了上帝（如果存在上帝的话）之外，无人能够做得到。既然无人能够做得到，却为那些公职人员合法性地配置了这样的权力，这分明是向公职人员设置了一个他们自以为能够完成、但事实上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公职人员的任务不能完成，而赋予他们不合理却高度集中的合法权力，这必然导致权力的合法性误用、乱用和滥用，乃至行政监督体系的名存实亡，"绝对腐（审）败"系统化（这也是中国为什么越反腐（审）败越腐（审）败的根本原因）。…… 我们之所以仍那么相信宏观调控论，不是因为这一理论真的取得了什么成效，而是我们被利益相关的学术权威们、官方和媒体刻意包装的"非常有效"的假象所迷惑。 譬如，当市场物价失控，几乎没有人批评这实际上来自宏观调控的失败所致，而多把它归因于客观因素；而当物价得到控制，就立刻报道《物价渐趋稳定，宏观调控初见成效》之类的文章。正如我们今天常常看到媒体类似的"经济复苏，宏观调控成效卓著"的有关报道；……官方和媒体都习惯于把社会上的一切进步和功劳，都归因于宏观调控--这种长期宣传的结果，使得官方、媒体、乃至学术界，都从"欺人"（愚民）演变成"自欺"（自我愚弄）的境界。以致当宏观调控一再出错，这些精英们也只懂得用宏观调控的思维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甚至面对一而再的重蹈覆辙，也认为这只是某些领导者的技术错误，或某些宏观调控的技术细节未处理好的问题，非关宏观调控理论本身……。 我们必须清楚这样一个事实，今日中国陷入如斯重重危机的结果，都是宏观调控论造成的。看看祝宝良所列举的那些宏观调控的目标中，有哪一个目标真正在其掌控之中？你就会发现，真（校）相是：一个也没有。再重复一遍，一个也没有！如今城乡二元的两极分化，难道不是拜宏观调控所赐吗？今日的中国贫富差距越拉越大，难道不是宏观调控所致吗？产业结构越调越不合理，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也是越调越糟糕，……这些目标几乎无一不与其初衷背道而驰！ 而中国的这些宏观调控论者的另一个虚伪凸显，在于社会出现与其预言和调控对象的意外问题之时，往往会发表"问题不大"的言论，以掩饰失控的本质；继而，在问题愈发不可收拾之后，才发表"情况比预期还要严重"之类的言论。甚至在危机爆发好几个月后，才提出"现在开始商量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之类的新闻。……这些欺人自欺的把戏，在明眼人看来，恰恰是他们对自己无能的掩饰。 能够"回头是岸"的学者是难能可贵的。那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便是一个典范。这位在2008年初还一门心思教人如何宏观调控的经济学者，在2008年底的一次主题论坛演讲中却高呼：宏观经济是一门伪科学！……可是，绝大多数的被这种知识先入为主者，那些靠着这种论调加官晋爵者，又有多少能有许小年的勇气呢？！……但如果不作出这样的转变，它将是一条毁灭之路！ 中国创新的代名词--跟进、引进、复制、抄袭、模仿就从胡鞍钢开始吧，这位被中（审）央领导层视为智囊核心的人物，是个有着闪亮履历的学者，他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多所世界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作访问教授和客座研究员，现代中国研究领域学术领军人物之一，一位被视为"中国学术界思想活跃，成果显著"、"对中国学术界和公共政策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据介绍，自90年以来，这位经济学家向国家提出了"前瞻性的若干重大发展与改革建议"，诸如，1990年提出开发人力资源应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1998年提出创造就业作为优先发展目标，政（审核）府应从追求经济增长，转向解决民生；2000年提出协调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等等，这些重大政策建议先后被中（审）央政（审核）府所采纳。2000年，他还创办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出版国情报告，提（校）供及时和高质量的决策知识和资讯，参与多项国家重大决策的咨询。…… 然而，请问，他的所谓前瞻性建议中有那一条是有创造性的？没有。人力资本、就业率、以人为本，在西方早就大行其道了。更重要的是，这些美其名曰"借鉴"，实为"抄袭"的做法，在实际的应用中，更多表现为"东施效颦"和"邯郸学步"。这里特以胡鞍钢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为例，搞了几年，全国上下、各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各行各业，都在标榜自己已经重视了、也做到了"以人为本"。然而，在我看来，在提出"以人为本"的时候，中国人还搞不清楚"人"是什么，甚至还经常将"人"和"物"混淆，而且是将"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混淆，如此倡导"以人为本"的结果，便又回到"以物为本"、"群体（社会）为本"的田地。…… 此外，在最近一次凤凰台采访中，胡鞍钢把中国过去30年来的政治、经济变革，长期稳定和高增长称之为"天下大治"，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自我贴金。……将"天下大治"概括为三个稳定：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宏观经济稳定。而事实上，姑且莫论前两者的质量，单就宏观经济稳定而言，就根本是处于失控状态。 不妨拿中国改革开放后的30年和日本战后崛起的30年相比：日本从1950年～1980年期间，只花了20（审）年（至1970年），GDP就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而日本的另一项创造性的计划--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年推行）实施的结果，使得日本国民收入与其GDP几乎同步增长，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后，日本国民工（校）资的增长速度每年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工（校）资水平就已经与美国持平。 对比中国的30年，虽然维持了几乎每年的GDP高速增长，并终于在2007年超越德国，跃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日本和美国；然而，国民人均收入即便在改良统计方式后达致2360美元，也还是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水平。农民工30年来都无法摆脱一个"廉价劳工"的角色，珠三角农民工还曾爆出23年月均工（校）资只增长68元的苦况；如今这些人又和他们所寄托的企业一样，处于随时可被替换掉的高危状况之中；好不容易等到了最低工（校）资保障的法律出台，还赶上了郎咸平所说的"时机不对"；……两相比较，两国根本不在一个档次。而中国还是在大多数时候靠人口红利，靠盘剥、克扣薪水以及法律刻意滞后而换来的高速增长，这种所谓的"天下大治"，比之过去30年确有不少值得肯定之处，但比之邻国的"天下大治"，就显得太小儿科了，甚至也太丢人了。 更为可悲的是，中国创造GDP的最大武器，主要不是科技发明，也不是教育，而是钢筋水泥。这还是邓（审）小平南巡以来的一个"创新"，当GDP和地方官员的命运捆绑得愈发系统，自此之后，这种以钢筋水泥拉动GDP增长的势头愈演愈烈。……而胡鞍钢把这种"被西方认证为是一个政治压制"，界定为"恰恰符合中国自己的需求，自己的发展模式。"其效果也不过大致如此而已。他更不曾意识到，这个好不容易和中国发展建立系统结构的GDP标准，本身就是一个大圈套！…… 剑指中国的学术权威和思想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思想是多么的可怕！！如果这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那就远不是"可怕"所能概括的了！！！…… 这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发展、这个国家的奋发图强，都必须用别人的思想，用别人的理论；换句话说，如果不能真正创造性地提出适用于自己的学说，那么，这个信奉"伯乐论"、"精英治国"的国家，无论其知识精英也好，国家的领导人也好，都只能以抄袭治国。抄袭祖宗、抄袭西方各种的经济学说；甚至被"洗脑"了，帮着别人数钞票还懵然不知……。"呼唤创新"和"解放思想"只能是一种没有内涵的口号；所谓的"第一个吃螃蟹"、"敢为天下先"，其实也只是就一个地区以内的、或是国家范畴以内的新尝试而已，还美其名曰：借鉴、吸收、引进。而事实上，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山寨崛起学"？……观诸中国建国前30年，以及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新理论，无一不是模仿、抄袭之物。从马寅初、厉以宁，到胡鞍钢、林毅夫、张维迎、樊纲、周天勇，到茅于轼、汪丁丁，甚至是朗咸平、宋鸿兵、时寒冰等，看看这些人所提出的建议，尽管他们之间的观点各自不同，但不外乎都是西方某个流派的支持者而已。 譬如马寅初，这位新中国的第一位北大校长，"新人口论"的倡导者。尽管在面对国家领袖和全国人（校）民的批判下，仍然坚持自己所认同的观点，马寅初表现出了一个真正学者的风范。但这并不足以证明他所坚持的观点就是正确的。而且，尽管他在《新人口论》一书中，一再批评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只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但事实上，他的著作不过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的沿袭，或称为"《人口原理》在中国社会的应用"而已。……何况在《新人口论》中，马寅初还根本不曾认识到"未富先老"这样的问题。…… 马寅初尚且如此，其他人呢？眼前所见，中国的那些知识精英们，那些拥有硕士、博士头衔的政（审核）府官员们，其所谓的创新、创举，几乎无一不是抄袭与复制的衍生物。…… 我们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别人的思想和理论，不总是一种基于良好意愿的产物。譬如，当一种学说所适用的年代已经过去；又或是，当一些思想的创建者，刻意为其领先的思想、理论下套、加"密匙"，那么，那些复制这种思想、理论的国家就只有中招的份儿，而且至死不悟。 这正是我必须腾出一定的篇幅来批评当代中国的专家学者的重要原因。--在此，如果我不能指出当前建议、决策中国的国家领导层、学术权威、中（审）央智囊团、发改委、以及那些即便是德高望重的学者，如果我不能指出他们究竟错在哪里，那么，这些人就不会真正知道自己的错误所在，也会继续自以为是、或继续蒙混过关……；果真如此，这篇文章的每一个字都将变成垃圾了。 批评当代的专家学者--显然不止我一个人在这样做。年初，郎咸平就曾骄傲地宣称，在2008年对全国形势分析的判断上，"全国所有经济学者都错了，只有他一个人是对的。"而时寒冰也在日前撰文《专家为何屡屡误判经济形势》，指出那些"挂着专家头衔的人、尤其是有关部门豢养的经济学家（或各种专家），由于沾染上浓郁的权力色彩而屡屡误判经济走势，给经济决策造成了极大的误导。" 我觉得这样的批评是不足够的。我也不认为郎咸平和时寒冰的话能被那些批评者听得进去。这些占了大多数的专家学者，都被自己的"屁（校）股"决定了大脑--他们事实上仍将扮演主导国家变革的阻力，尽管国家新近让前国家副总理曾（审）培炎重组智囊团，但我并不认为这样的智囊团能产生什么本质的改变。正如法国学者皮埃尔•波丢（Pierre Bourdieu）在《人：学术者》一书中所指出的：专家学者的视野、观点、及其学术研修方向的定位，往往被其"屁（校）股"所左右。--这不是"一些"、或称之为"少数"的专家学者的特例，而是整个学术界、知识界的普遍事实！…… 在这里，我更想比较系统地指出，那些一直以来指导着我们前进的思想和学说及其倡导者们的局限所在。因此，我要点出一些具体的学者名字，但必须厘清的一点是，这是对事，而不是对人。 GDP的骗人本质对比之下，可以说，《孙子兵法》所云的"上战伐心"，现在美国已经运用得有如行云流水了。…… 在掌声中迷失的中国我眼中中国的这种重要性，是被忽略的。 当希拉里来到北（校）京，顺道到中国的基督教堂参加礼拜，不管她有意还是无意，在展现她作为一名基督教徒的规范性动作之外，还有一层更深刻的涵义--中国的基督徒已突破3亿人了--这个数字比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人口还要多，而且也远远超过了现今中国信奉孔子和儒家学说的人数，当然也超过了中国共（审）产党员人的总数，……这是西方所乐见的，也是美国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在暗中推行的硕果之一：让中国人在精神和文化层面上，接受西方文明的全面渗透，甚至渗透进中国人的血液，实现全面同化，演绎出西方乌托邦式的世界"大同"。……因而，除了在经济、科学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没有比让中国人"自然而然地"、"乐意地"全盘演变为基督教徒更有力的精神武器。…… 解读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危机 像美、欧、日这些拥有核心技术的国家，犹如古埃及的法老王，驱使千万奴隶为他们建造追求永生的金字塔，尽管奴隶们可因此得以维持生计，奴隶们也许可以骄傲地对另一些没有建造过金字塔的奴隶说，他们建造了伟大的金字塔。但实质上，金字塔的设计图在法老王和他的设计师手中，而这些奴隶绝不会因为"按图索骥"建造了金字塔而变得强大起来，为了生存，他们还必须按照法老王设定的规则走下去，他们始终只能是奴隶。…… 未富先老危机 超限战前言：一直以来，我都想写一些关于国家命运的东西，将我所看到而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写出来。也正因为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才更觉得这样做，作为一名国家公民，我责无旁贷。 现在买房，傻子才掏钱昨晚，和一个开典当行的同学喝酒。 一、买房不掏钱，你是怎么操作的？ 信贷经理给我出的主意很简单：让我老婆，以两倍的价格，贷款买我的房子，贷款期限也是一年。 我后来的买房经历都与此类似，也就是：坚决的不掏一分钱，全部用银行的贷款买房子；然后，如果遇见不明真象的投资者（说是投资者，其实是傻帽）买房，那就高价卖给他。如果一直没有投资者买房，那就不断的把自己的房子加价转贷给自己，不断的用银行的钱来还银行的债。并且，我是开典当行的，与银行的关系是一般人无法比的。一般老百姓买房，大都选择20年按揭，而我买房从来都是只贷款一年，到期了才还本金和利息。这样操作，不用交月供。而贷款到期后，我只须做做“纸面文章”转贷款一下。实际上，我一分钱也不用掏 二、我不信，在实际生活中能有如此荒谬的事情。你讲的是“童话”吧！ 作者发言：后面又怎么操作呢？ 以上海倒塌的莲花河畔景苑为例。网上公布，其楼面价格不到604元/平方米，建筑成本也不到1300元/平方米（其实，网上公布的建筑成本并不准确。市法院电梯公寓的建筑质量总该比它好吧，建筑成本也没有超过1000元/平方米）这么便宜的房子，开发商为什么非得要把它卖到14000元/平方米呢？卖低一点、少赚一点不行吗？答案是不行的。原因很简单，“金融游戏”是有成本的，每这样操作一次，房子就必须加价一次。只有不断的加价，上述操作才有生存的空间。所以，莲花河畔景苑前年卖7000元/平方米，去年卖10000元 有句话道出了目前中国楼市的实情，“房子是用来炒的，不是用来住的；商品房是卖给银行的，不是卖给老百姓的。” 老同学，请你想一想，现在的楼市，房价明明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老百姓的实际购买能力（也就意味着房子永远卖不出去），为什么房价还会不断的上涨呢？并且，还要“量、价齐涨”呢？原因何在？正在于此！ 三、你讲的，只是极个别的现象，不能代表中国楼市的整体形势。 老同学，请你想一想，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的这类事情呢？为什么全国的银行都明知道是假按揭也要把钱贷给地产商呢？难道银行的官员们都是傻子吗？其实，银行的官员们一点都不傻。 原因在于，银行内部人员与开发商其实是狼狈为奸的同伙。参与这项操作的某些银行内部人员决不是希望通过购房者支付贷款利息为银行赚钱，坦白地说，他们是在参与分赃——他们与开发商一起盗取不义之财，将风险转嫁给国家银行，而买单的是真实的购房者。一旦真实的购房者无法买下这个巨单，银行就出现危机。这时候，买单的就是全国人民了，国家必须银行注资，消除烂帐。国家的钱哪里来？印钞票！结果是什么？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老百性的钱不值钱了，或者说老百姓的钱被抢了，被谁抢了？被国家抢去堵漏了，堵开发商和银行增加这些蛀出来的大洞。这个洞如此之大，堵住了也是一个丑陋的疤，而疼的永远是百姓。 所以我会说——房地产业已经成为相关单位、相关部门团结起来瓜分国家金钱（其实是老百姓的存款）的道具。 违规又有什么大不了的？银行官员们不怕啊！只要表面的纸上手续完备了，我就没有了责任。即使按揭贷款是假的，又有什么关系？况且银行有国家这个后台，就是亏了也不怕，反正银行的官员们现在挣了钱就行。至于银行以后不行了，自然有国家来管，况且那是下届银行官员的事情。难怪中国银行的坏账率居然在40%以上！原来，在中国，最大的腐败在银行！！ 四、我依然认为，这只是极个别的现象。如果你讲的是普遍的现象，为什么还没有开发商被收楼呢？ 五、你的意思是，目前的银行贷款制度有着严重的漏洞？ 2、责任追究方法有缺陷 同学的话—— 李开复，今年春晚见？当绿坝丢人现眼成一个留也不是、撤也不是的笑话，当工信部狼狈得要通过英文版《中国日报》来间接表示绿坝不会被强制要求安装，当网络民意再一次被推动到能够影响专制决策的高度并受到大规模的乐观与幽默看待，面对执意要求自由的孩子，那个以暴力著称的家长并没有如往常那样抽出耳光，他作出谦和、纵容的神情，然后朝院子里泼满了脏水和玻璃渣，对孩子慈祥的说道：“去吧，去自由的玩耍吧。” 火的对立面必然是冰，爱的对立面必然是恨，善的对立面必然是恶，谷歌的不作恶信条，在恶势力本身看来便是最大的“作恶”，所以恶势力发话了：“你色情，你低俗，你作恶。” 谷歌会感到很委屈，它成为了政府力量拿来开刀的对象，作为一个进入中国多年、世界上享誉无数、在搜索结果的反映上向中国政府妥协过多次的搜索引擎，被中央电视台在全国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节目上以敌对的口吻大加斥责，仿佛邓贵大正是由谷歌带入歧途而去染指了邓玉娇，导致党和国家失去了一名好干部，也导致中国脆弱腐朽的法制建设被又一次裸露在世人眼前。 百度也感到很委屈，曾有传言在Google进入中国之初，出于竞争压力和惧怕心理，百度曾整理了几百页攻击谷歌搜索结果中含有所谓政治问题、宗教问题、情色问题的材料去向中国政府部门举报，直接导致了谷歌被封杀了一段时间以及其快照功能的阉割，但是，我相信，在这次央视诋毁谷歌的事件中，百度是毫不知情的。百度在现在或许会觉得唇亡齿寒，因为当谷歌受到痛击而吃紧时，网民们纷纷将怒火撒到了百度身上，百度在年初耗费4000万人民币将李彦宏推上春晚的事件又被往复重提（CCAV拿了四千万，烧了五十亿，够讽刺的），而那些能够证明“百度也可以搜索出色情内容”的关键词列表也不断被网友在互相之间传播着，被凭空侮辱为“被谷歌蛊惑得神情恍惚”的网民们咬牙切齿、出于本能的把谷歌的直接竞争对手——百度拉下了马，成功的。 中*国*政*府的手段几十年来未曾进步一点，首先串通好相关人员，编排剧情，然后借喉舌媒体来宣告天下，理直气壮的给它的攻击对象扣上一顶帽子，然后苦口婆心的告诫全国人民：为了保护祖国花朵的健康成长，我们要义不容辞的为花朵除去那些害虫。 有人精辟的总结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与各级官员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 只是，这次中国政府犯了几点明显的错误，一不留神就露出了险恶的马脚，他们不但没有从绿坝风波吸取足够的教训，反而更加的笨拙和愚蠢了。 1、搜索引擎之责任 2、接受信息之权利 3、新闻原则之践踏 换而言之，鄙人现在神情恍惚，执迷不悟的认为：既然你敢于对着全国行使蒙骗之事，那么我也很乐意侵犯你的隐私权，让你明白作恶的代价和后果。【转】文/阑夕 时光机1、《推背图》 2、《武侯百年乩1933》 3、《刘伯温烧饼歌》 4、《金陵塔碑文》 6、《宋邵康节先生梅花诗十章》 细品暴风这几天看新闻，发现暴风七搞八搞，居然包装成了5.19断网的受害者，听说实际上是暴风被禁止，在新版本发布前，不准提供旧版本的下载，结果搞成了什么“召回”。然后就是一帮弱智媒体跟着瞎起哄，看得我牙都笑掉了。哄谁哪？圈里谁不知道暴风是怎么回事？说白了就是一款高水平的流氓软件，或者干脆叫间谍软件。稍微动动脑子就明白了，如果不是上亿用户的暴风本身有什么猫腻，几个小黑客怎么可能搞出那么大动静？ 前几天翘班在家，闲着没事把GF笔记本上的暴风逆向了一下，结果发现了一个名叫stormliv的后台进程，每20秒自动轮询一次暴风的广告服务器，说白了就是暴风让它的1.2亿用户的电脑自动去点它的广告，用虚假点击骗广告主的钱，但是技艺不精，结果搞成了一个死循环，大量地占用dns资源，即便没有这次黑客攻击，酿成大祸也是迟早的事。
更蹊跷的是，我又测了一个519断网后，暴风25号发的一个新版本，这个版本里，导致断网的那些猫腻居然还都在！stormliv的死循环轮询机制根本没去掉，只是把轮询时间改得间隔长了一点，用了一些更复杂更隐蔽的逻辑，仍然是在在后台偷偷运行，而且删除后还会重新生成，服务删除或禁止后也会复活，普通人根本清不掉。 最艹蛋的是这软件在开机时，会通过服务项强行自启动，一般人根本关不掉这个开机启动项，占用内存不说，关键是把开机速度搞得巨慢(我把暴风卸了后，感觉本本的速度有明显提升)。就算把软件整个关掉了，还会驻留在内存里后台运行，卸也很难卸干净，另外还会干扰其他视频播放软件关联视频文件，这不是流氓是什么？ 在坛子里混这么多年，从来都是潜水，这次是在受不了了，赤膊上阵，发个处女贴，说得不对的，希望大家包涵。 先分析一下暴风5月8日版本。 分析目标：stormliv.exe 一.静态特征： 版本：3.9.5.15 数字签名：有 [北京暴风网际科技有限公司 ] 签名时间：2009年5月8日 11:06:16 大小： 596,064 字节 编译日期：20009年5月8日 03:05:38(GMT) CheckSum:A1192 编译工具: Mircosoft Visual C++ 6.0 加壳：无 运行界面：有，如图1
二.动态特征 1.启动和保护： stormlive.exe通过服务实现开机自启动，而且此服务不能被删除、禁用、停止，如果删除或停用或禁止，下次再次运行暴风影音主程序storm.exe 会自动恢复。 2.端口侦听: 此进程被用于暴风影音多进程通讯，使用开启本地端口侦听，UDP协议实现。 监听UDP 1025 5357等端口，实现Stline(暴风盒子) ,stormlive和storm.exe间通讯 3.用户态钩子 stormlive.exe启动后，其meedb.dll会HOOK DeviceIoControl ,RegQueryValueA,RegQueryValueExW,CoCreateInstance 等函数 主要是用于过滤DVD区码控制(IOCTL_DVD_GET_REGION )和一些COM接口控制。 三.stormlive主要功能分析: 1.暴风影音自动升级功能 stormlive会自动连接 hxxp://download.baofeng.com/stormII/storm_ctrl.ini 文件 这是一个普通的升级配置文件。 目前内容如下，可以看到有最新版本、升级URL、是否强制升级、是否提示用户、提示用户信息等配置内容 ========================================================================== [SERVER] version=3.09.06.10 url= force=0 alert=0 info="暴风影音有新版\n\n，已更新至3.09.06.10" [EXPERT] lib= url= ========================================================================= 升级部分逆向代码：如图2
2.信息统计: 目前发现可能连接下面这些地址来获取信息、或者回传统计，没发现涉及用户隐私或者系统配置信息等。 hxxp://active.baofeng.com/active2?pid=%d&id=%d&uid=%s&t=%d&v=%s&i 用户活动信息,包括安装日期，UID,ID等信息。 逆向代码：如图3
hxxp://areacode.baofeng.com:8081/adp/custom/;action=get_city_code 这个似乎是用来查询当前城市代码的，可能广告弹出需要。 hxxp://bukebo.baofeng.com/upload/talks.do?talkMd5=%s&talkVersion= hxxp://midInfo.baofeng.com/mid/downSucc.html?ver=%s&pl_id=%s MID统计信息，上传版本和MID hxxp://midsd.baofeng.com/p2p/seed?name= 获取P2P种子信息，stormlive.exe似乎在升级时使用了P2P技术。 3.不可播放文件回传。如图4
当暴风影音发现不可播放文件时，会通过stormlive.exe,连接:hxxp://noplay.baofeng.com:9000/upload/upload.do来上传这个文件的部分片段。 这也是一个有界面的功能，只有用户手动选择不再自动提示，才会后台静默上传。 逆向代码如下：如图5
4.下载广告 stormlive.exe会连接download.baofeng.com,试图下载一个exmat.ini，其中包含了广告信息。 广告链接都是一个个ZIP压缩包，但其中未包含可执行程序。 逆向代码：如图6
其中在下载广告时，可能是为了绕过某些安全软件或anti-ad软件对其的封锁，没有采用HOSTS文件中的配置，而是自行获取download.baofeng.com的域名，而且会在一个死循环中每隔20000 毫秒(20秒）发送一次DNS查询包。 这段代码可能是导致此次断网门的罪魁祸首。 逆向代码如下：如图7
可以看到，如果对download.baofeng.com的gethostbyname调用失败，会每隔20秒重新获取一次，直到获取成功为止。 这样每小时就会发送数百个查询包，乘上暴风的用户量，数量之大非常恐怖。 四.清除方法 暴风影音新版共有3个没必要存在的进程： 1.stormpop.exe 用于弹出广告。 2.stline.exe 暴风盒子，也是广告和推荐等。 3.stormlive.exe 前述的升级、回传客户端。 其中前两个直接删除即可清除掉。 最后一个删除后还会重新生成，服务删除或禁止后也会复活。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清除这个程序，通过定位此文件的PE头，将IMAGE_NT_HEADERS->SubSystem改为IMAGE_SUBSYSTEM_NATIVE 即将这个程序修改为一个驱动/NATIVE程序，由于services.exe无法启动此程序，这个升级程序就无法继续工作了，同时也不会复活或被重生。 再分析一下暴风影音的最新版本 签名日期：2009年5月25日 22:11:57 版本：3.9.5.29 经过分析可以发现，5月8日签名版本（版本号：3.9.5.15）的相应功能都仍存在。 区别在于：其死循环获取download.baofeng.com域名的代码(ForeverLoopGetHost)改为了每隔30分钟获取一次。 而且在每次获取时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逻辑，而不是单纯地调用系统API gethostbyname来获取，可能是用于流量控制。 美国先贤眼里的“德先生”==墙倒归来，唉！== 从某个角度看，一个国家就象一个人，不同的党派代表这个人不同的性格，共和势力代表着一个人的朴实面，金融势力代表着这个人的狡诈面，当美国这个人还小的时候，他的狡诈面就表面了出来——华盛顿本人就对金融势力让步了——标志性事件就是美国第一银行的成立，长大后，这个人肯定是狡诈无比的，三岁看老就是这个道理。现在的美国政府完全是国际金融势力手里的傀儡。 美国的历史就是国际金融势力与美国共和势力斗争的历史。华盛顿建立美国之后，这两派的斗争就开始了，共和势力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杰弗逊，他代表的是人民大众的利益；国际金融势力一派的代表人物汉密尔顿。在美国建国的最初100年里，共和势力占上风。在1901年时，代表共和势力的麦金利总统被暗杀。此事标志着国际金融势力彻底控制了美国，之后的肯尼迪属于国际金融势力的窝里反。在共和势力与金融势力的长达一百多年的斗法中，先后有七位美国总统死于金融势力的手下。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共和”是相对于“世袭”来说的，美国是共和制的国家，中国也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和美国是一样的。不要认为美国是民主制的国家，事实上，美国的先贤们（共和势力）对所谓的民主从来就不感冒，对此，可能许多人都不相信，所以在此我不惜篇幅对比一下在美国先贤们的眼里，“共和”与“民主”的区别： 美国的先贤们总是把美国政府称为“共和政府”或 “自由政府”，而不是今天美国政府自我标榜的“民主政府”。无论是华盛顿，还是亚当斯，在其总统就职演说里都是用“自由政府”、“共和政府模式”，形容当时美国政府，而不是所谓的“民主政府”。在费城制宪会议上，美国的先贤们强烈的抨击了民主和民意副面影响，下面是几个代表的原话： 代表谢尔曼说，“老百姓眼下对建立政府的事还插不上手。他们缺乏信息，老是被人误导”。 代表格里：“我们所经历过的罪过，都是源于民主过于泛滥。人民并不缺乏德行，但总是受到假装爱国的人蛊惑。马萨诸塞州的经历证明，引动人精心炮制出各种虚假报告，到处传播，老百姓每天都被误导去做些最作孽的事，说些最作孽的话，这些虚假报告又无人可以当场揭穿。一个主要的罪过，是说要对政府雇员实施正当程序，仿佛把公仆都饿死才是民主的极致……” 美国第四任总统麦迪逊指出，“政府若采取民主的形式，与生俱来的就是麻烦和不方便，人们之所以遣责民主，原因就在这里” 富兰克林也承认，“我们都遭受过民主带来的迫害和不公正……” 美国先贤们对民主都不感冒，对议会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好感，他们对议会的评价是：“在议会中，议员们有时似乎自以为就是人民的化身，面对来自任何其他方面最小程度的反对，就暴露出不耐和厌烦的病态；好象不论是行政或司法部门只要行使其权限就是侵犯了人民的利益。立法机构常常表现出企图横蛮控制其他部门的意图；而且，由于立法机构一般有人民站在他们一边，就总是在行动时势头过猛，致使其他政府部门难于维系宪法规定的平衡” 为了削弱议会的权力，美国的先贤们采取的措施有：分割立法权，用“政府中精选而稳定的组成部分（即参议院）”牵制更容易受民意影响的众议院，立法权一分为二，便于总统对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实行三权分立，彻底地从理论上否定了民主机关在共和政体中的支配地位；赋予行政首脑“帝王般的权力”，使行政首脑的政治地位高于议会。 代表迪金森认为：“受到限制的君主制，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形态之一”，“任何共和制的政府形态，都永远不会得到与此同等的祝福”。美国先贤们承认，美国总统“与英国国王有类似之处，它也同样类似于上耳其皇帝、鞑靼可汗”。美国总统的权力主要有行政权、军权、联邦法官任命权、大赦权、立法复决权。这样的权力设置，赋予总统有效压制议会内的反对势力的权力，使总统在美国政体中的地位比议会明显高出一截。 美国先贤们把总统是否可以独揽大权上升到了事关美国生死存亡的高度，他们强调：“舍此，不能保卫美国免遭外国的进攻；舍此，亦不能保证稳定地执行法律；不能保障财产以抵制联合起来破坏正常司法的巧取与豪夺；不能保障自由以抵御野心家、帮派、无政府状态的暗箭与明枪。”当反对派以“美国的新政体已经带上浓厚的君主制色彩”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批评时，美国先贤们的反击是：“我们却不妨承认，优良政体的真正检验标准应视其能否有助于治国安邦”。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承认某种政治制度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道德上的优势，他们认为，任何一种政体好与不好，正真的检验标准是“治国安邦”，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他们还指出，“软弱无力的行政部门必然造成软弱无力的行政管理，而软弱无力无非是管理不善的另一种说法而已；管理不善的政府，不论理论上有何说辞，在实践上就是个坏政府。”——在美国先贤们的眼里，国家领袖就应该是非世袭的、任期有限的独裁者，这样既可以避免行政部门的软弱无力，又可以保证领袖（因担心下台后被清算而）对自己严加约束。 美国的先贤们对待民意的态度是：“人民普遍地是从自已的公益出发的。但这一点常亦用来说明人民也会犯错误的。人民从常识出发是会蔑视阿谀奉承的人的，而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胡说人民在任何时候都是贤明的，都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的。但人民从自己的经验知道自己有时候是会犯错误的；因为人民终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寄生虫和马屁精的欺骗，受到野心家、贪污犯、亡命徒的欺诈和坑害，受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的蒙蔽，受到巧取豪夺的人的耍弄。要说人民在经常受到这样一些干扰的情况下，也不会经常犯错误，勿宁说这是个彻头彻尾的神话。” 他们设计美国的新政体的最重要原则就是要确保“行政部门肯定应该处于敢于有力量、有决心按照自己意见行事的地位”，也就是要确保执政者能够按照自已的理念施政，而不是按照民意来施政。人民有权自由的表达自已的意见，但不允许民意干扰政府的施政。 他们认为，政府不但要为人民服务，还要能教化人民——“当美国人民的意向同他们本身利益出现差异的情况下，受命维护人民利益者的职责应该是坚决抵制这种一时的误会，以便给予美国人民时间和机会去进行冷静认真的反省。这种作法能使美国人民免遭其本身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并使其有勇气和雅量为美国人民利益服务而不惜引致美国人民一时的不快，但他将得到美国人民长期感激和纪念。”——那些一直对美国体制崇拜有加的人们可能失望了，美国的先贤们是禁止人民参与治理国家的。 富兰克林认为，美国新宪法确定的政体是一种“选出来的君主制”；杰弗逊也称美国的新政体是“君主制的新版本”。 美国宪法只赋予人民的权力是：人民选举众议院，参议院由各州的议会选出——在最初的美国大选中，民众只选众议员，没有资格选参议员，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既能让治理国家的人倾听人民的声音，又可以做到在做决策时不对民意惟命是从；在选举总统的方面，人民直选州议会，州议会选出大选举团，大选举团选出总统；人民没有罢免总统的权力，总统只有在严重违法并且被议会抓住了把柄，并且还要弄到连议会中本党的议员都众叛亲离之后，才有可能被议会赶下台。说穿了，美国的先贤们希望美国总统就是一个稍受限制的独裁者而已——唯有强势的领袖才能有强势的国家。 随着共和势力在美国的衰败，美国也变得越来越民主了。在1860年南北战争前，大选举团大多改由各州民众普选。到1913年时，美国通过了宪法第17修正案，在全国确立各州普选参议员。从那个时候开始，民众有了立法机构参众两院的全部选举权，这时，美国的共和势力已经全军覆没了。 熊彼特说过：“一旦涉及的各项利益与理想是人民拒绝与之妥协的利益与理想，民主政治可能根本运行不了。 今天的美国政府，已经是代表国际金融势力利益的傀儡政府了，所以他们不再提共和，不再提自由，只提民主。不要认为民主和自由有相同的意义，它们的区别非常大：自由是实的，民主是虚的。民主不能当饭吃，自由却可以当饭吃——自由意味着独立，经济上独立是独立的基本条件——经济独立意味着自己有饭吃，民主可以做到吗？ 自由可以给人带来幸福，民主却不能。现在的美国足够民主：布什在台上叫喊着“就算只有自己的狗狗支持自己也不从伊拉克撤军”，反战的人就在白宫面前示威，形势上民主的很。但是，有用吗？仗不还是打吗？只要华尔街不点头，华盛顿就得撑着打，死多少人背多少债是美国老百姓的事；赚取多少战争红利还是华尔街考虑的问题。 但是，现在的美国民主有什么用？多少人沦落为债务的奴隶，这一点从次贷危机引发的信用卡危机中已经充分表现了出来，当然，现在许多的中国人也正在沦为债务的奴隶（比如房奴），民主是有了，可能不能吃上饭自己却说了不算了。——是吃饭重要还是民主重要？美国的共和势力希望的是人民生活自由幸福，而不是所谓的民主。而这些满口民主的家伙们，整天干得却是喝别人血汗的买卖。真正主宰着美国的那个群体，是财富可以世袭的家族，他们是“共和”的死敌，他们希望把世人都变成他们的奴隶，用债务的锁链锁住，永远不得翻身。坐在白宫的人是民主选举的，但是，控制着华尔街的人是民选的吗？他们可是世袭的。 我们的国家也是共和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们同样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们同样是共和国，我们的政体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主和专制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一方不可能把另一方消灭。专制到了极端，就到了民主的时候——造反，那时是人民最能“作主”的时候；民主到了极端，专制就出现了，要想让民主充分的扬长避短，就必须控制民主的范围。过犹不及。不要不相信——给全世界带来最大祸乱的大独裁者希特勒不就民选的吗？ 孟德斯鸠说过：“民主制和贵族制国家的本质并不是自由的。”美国现在是最民主的国家，可是，无论是民主党的侯选人，还是共和党候选人，都是国际金融势力支持的，谁上台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所以，最民主的美国其实是最专制的国家——选谁上台都是为华尔街的主宰者们服务，这样的民主选举不就是个形式吗？ 股神沃伦巴菲特的父亲霍华德 巴菲特是美国参议员，他在1948年就指出：“我警告你们,两党的政治家都将反对恢复金本位，那些这里和国外靠美国持续货币贬值而大发其财的人,也会反对恢复诚实货币的制度。你们必须准备智慧和机警的面对他们的反对。”为什么美国的两党都反对恢复金本位？因为他们的金主反对。谁控制着美国政府还用再问吗？ 当然，这也是直选制度的必然结果：侯选人想上台就必须做宣传拉选票，这就需要大把的钱。谁来出？肯定是支持他的阶级来出——任何一个侯选人都是代表着一个阶级的，这是不容抹煞的事实。广大的普通百姓虽然选举的时候积极，可掏腰包支持候选人的时候有几个积极的？当然，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自己掏钱了，自己支持的侯选人上台了，但是，他不会只为自己服务，会有大批的人搭便车，这样自己不就亏了吗？再说，普通人大都是一盘散沙，相互之间没有密切联系，组织力量很差。而资本势力就不一样了，他们人数虽少，但是相互之间联系密切，而且有足够的钱去玩政治。如果一来，出钱支持候选人的基本上都是资本家，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在人家的支持之下才上的台，能不替人家办事？不要以为你投票选了他他就应该替你做事，只有你出钱支持他他才会为你做事。这才是选举政治的本质。换句露骨的话说，就是在直选情况下，选民手里的选票是废纸。这个道理也很简单：人做事是要负责任的。你投谁的票是你的事，自己对自己负责就可以了；他花谁的钱是他的事，他得回报为他掏钱的人，这是他的责任。 看看现在的直选中出的那些笑话吧：小布什当众啃棒子，戈尔专门在媒体面前和自己老婆接吻，(在台湾地方领导人选举中)陈水扁为了当选做了阿扁娃娃（两颗子弹就更不必说了），希拉里当众落泪……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本来，选举国家领导人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却让人搞成了笑话，这难道不是对国家尊严的污辱？难道不是对民主的嘲讽？有句不太好听的俗语，是这样说的：“看戏的是疯子，唱戏的是傻子。”这句话用在直选政治里倒也恰当。 相比之下，间接选举就不然。最高领导人是由选举团选出的，选举团成员都是代表自己群体利益的，他关注的是领导的品德和才能、以及能否给本集团带来利益，而不是那些外在的东西。如果选举团成员不为自己的集团理性投票，他很快就会被自己的集团淘汰。所以，间接选举更理性。 其实，真正为国家和民族做实事的政治家，执政时都不怎么民主，也不会被民意牵着鼻子走，但是他们可以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争取到应得的眼前利益和世俗人眼光看不到的长远利益。这一点，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就应该知道——古今中外，最有作为的国家领袖有哪一个不是近乎独裁？ 当然，说美国政府是傀儡可能没几个人相信，还是举个例子吧，尼克松可绝对是国际金融势力的功臣，在替金融势力出过大力之后，居然被排除在石油回流计划之外，后来在明白自己根本不被信任之后，恼火之下的尼克松准备单干，这时水门事件就爆出了，《华盛顿邮报》更是揪住这件事不放，搞得尼克松被动无比，之后，尼克松对《华盛顿邮报》下了封口令，但是不起任何作用，相反，《华盛顿邮报》甚至还把尼克松对其下封口令的事情捅了出去。后来，《华盛顿邮报》的这一行为被广泛的宣扬为美国媒体独立性的典范。尼克松也曾打算武装保卫白宫，但是巧得很，此前一周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命令，所有美国武装力量从即日起停止接受白宫命令。军队不听白宫的命令算怎么回事？这不是造反吗？可人家就是干了，事后既无人提及更无人追究责任，怎么的？尼克松是三军总司令，关键时刻却只能指挥自己，真正成了孤家寡人，无奈之下，只能选择辞职。 美国的媒体真的那么客观公正吗？ 2003年美国侵略伊拉克的时候，曾因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的战地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彼得 阿内特，仅仅由于在接受伊拉克电视台采访时说了句“美国的第一个作战计划已经失败”，就被炒了鱿鱼。其实，不光是媒体，就连一向与布什唱反调的民主党领袖们也全部闭上了嘴，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对布什政府在作战中所犯的低级错误提出任何质疑。美国媒体的独立性呢？美国的民主呢？全是子虚乌有的，有的只是国际金融势力的利益。当然，如果还有人怀疑的话，看看今天CNN的表现就知道了——“做人不能太CNN”。 到底谁是美国政府的真正主人？追求民主的美国人最后追求到了什么结果？ 相比之下，英国政府倒是在国际金融势力面前更吃得开一点。1990年，英国政府敢在伦敦金融城的反对声中加入欧洲货币兑换体系，国际金融势力只能通过用索罗斯阻击英镑的方式逼英国退出，就足以说明英国政府在国际金融势力面前有非常独立的一面。因为英国在建立君主立宪制时（英帝国这个“人”在小的时候）还没有国际金融势力。如果国际金融势力也想彻底控制英国政府的话，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武力推翻现政府，这叫连根拔起，也叫回炉再造。 泡沫解体 一国经济的最经典案例1、广场协议 1984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纪录的1000亿美元，与各国贸易摩擦加剧。为此， 1985年9月，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等5个发达国家的财长及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决定5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序地下跌，以增加美国产品的出口竞争能力，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史称“广场协议”。从此，在美国的压力下，日元一路升值，在几个月内由当初的250日元兑1美元骤增至120日元兑1美元。 由于担心日元升值会提高日本产品出口价格，降低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日本政府开始把经济增长政策调整为内需主导型，日本央行连续下调利率，以降低储蓄率、刺激消费，但是，由此引发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货币供应不可避免的增长了。由于原有的产业结构下的日本经济增长已饱和，无法正确引导迅速增大的货币供应流向；再加上货币汇率剧烈的变化（升值一倍）给出口生产商的沉重打击，各企业为弥补出口损失纷纷从银行借贷投机，于是巨额资金流向了股市和房地产。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纵容投机行为的政策并不符合日本以往的产业政策。五、六十年代之前，日本政府是严格限制金融投机活动的，日本政策的政策是引导银行信贷投向工业发展和基础建设领域，1985年以前日本工业的发展是举世瞩目的。这一段时期日本银行的贷款质量也是非常高的。1965年以前，日本150家最大银行的贷款中，有65%投向了国民经济的生产领域，仅有6%向了非生产领域（指金融、保险、房地产和服务行业）；到1975年，日本最大的150家银行的贷款中，依然有一半以上的贷款额投向了生产领域。1978年之后，在罗素停止工业化扩散的全球化政策指导下，日本银行的投资重点也从生产和工业领域转移了出去，投向后工业社会的服务行业的银行贷款暴增。1985年时生产领域的贷款下降为总额的38%，不过，此时仍然高于投向非生产领域的贷款（贷款总额的26%），日本经济深染沉疴是十年之后的事情。 1978年，日本曾计划对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投资5000亿美元，用于发展铁路、供水和发电等基础建设，但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对日本施加了强大的压力——阻止贫穷国家工业化是罗素全球化思想的精髓。日本的这个全球基础建设发展基金如果成功了，就是第二个马歇尔计划，既使不能帮助日元成为新的霸权，也可以让日元与美元欧元鼎足而立。但是，日本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处在美国的“保护”之下。日本顶不住布热津斯基的压力，被迫放弃了这一大规模投资计划。 美国逼日本签下广场协议只是解体日本经济的第一步。日元汇率的飙升严重打击了日本的出口生产业，削弱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美国通过限制日本对第三世界国家投资，逼着日本因降息而涌出的巨额资金无处可去，最后只能吹起一个巨大的经济泡沫。此外，日元的升值让日本工业设备变得更加昂贵，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就更买不起了，以便于达到罗素的“限制获取工业技术”的目的。国际金融势力一箭三雕。 对日本政府在广场协议之后的数次下调利率，美国政府并不满意，还嫌日本利率不够低——里根政府的赤字政策也需要巨额的日元去支撑。1987年10月，纽约股市崩盘。美国财长贝克向日本施压，要求日本银行继续下调利率，这样可以吸引东京市场的资金流向美国。日本政府低头了，把日元利率下调到了2.5%，日本银行系统开始出现严重的流动性泛滥。这时，日本银行贷款投向的比重则完全颠倒过来了——投向非生产领域的贷款开始高于投向生产领域的贷款比重。不过，这个选择对日本政府而言，实属无奈。利率下调之后，出现了的巨额货币供应根本无处投放——国内投资已饱和，投下第三世界国家美国（准确的说是国际金融势力）又不同意，这些资金能流向哪里？ 2、吹起一个大泡泡 巨额资金涌向股市和房地产，之后，日本的股市和房市泡沫暴涨。东京的股票年成长率一度高达40% ，房地产甚至超过90% 。1989年12月29日，日本股市达到了历史巅峰，日经指数冲到了38915 点。房市的表现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日本的6大城市中，住宅、商业和工业用地的价格，每年以两位数上升，从 1970年的每平方米6千美元，猛涨至1991年的每平方米62000美元，上涨幅度高达10倍之多，创下世界前所未闻的记录。相比之下，纽约市区土地价格仅为每平方米1200美元。到80年代末，日本的土地财富已经占国家财富总额的70%。那时有日本人狂傲的说：“卖了东京全部的地的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可惜，这个狂妄的日本人不知道，日本的地价是被美国人逼着涨起来的。 日本的经济沫泡能膨胀到这一步，与当时日本人的狂妄心态是直接相关的。因为在股市和房市投机炒作的基础都是信心。没有超一流的信心怎么会有超一流的泡沫？从二战之后，日本一直在美国的管理之下，美国是日本的保护人，所以日本在一切事务上都要听从美国的安排，美国人说什么，日本人只能说“是”。现在日本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了，所以日本人有理由对美国人说“不”。有一个小故事足以说明当时日本人的狂妄程度：有日本人向美国政府提议，把加利福利亚卖给日本人，以解决日美之间的巨额债务问题。理由很充分，加州离日本最近，亚裔居民最多，与日本贸易和投资往来也最多……加州已成为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应该把加州买下来。日本人很聪明，知道拿钱可以买到地，当年阿拉斯加不就是华莱士从沙俄手里买的吗？ 整个日本深深的沉浸在一片可以对美国说“不”的快感之中。 3、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 日本东京股市崩盘的主要原因有四点： （1）由于地价过度上涨，个人买不起房，住宅建筑业前景堪忧；建筑用地价格过高，许多企业投资扩大的成本太高，难以承受；过高的地价还给日本从中央到地方的城市再开发和道路建设带来了严重障碍。为了压制房价的上涨，日本政府不得不做出加息的决定。自1989年5月始，日本央行3次上调贴现率。1990年8月，为防止海湾战争带来的油价上涨的冲击，日本银行将贴现率从4.25%一次性上调到6.0%。银行加息是给股市泡沫和房市泡沫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其实，泡沫吹大后破灭是必然结果，无论是股市还是房市。 （2）广场协议签署之前，国际金融势力把巨额的热钱推入日本国内套利（关于进入日本的热钱数量，有一种数法是300亿美元）。在揣着热钱大量卖空美元买进日元的投机者里面就有东南亚国家的老朋友索罗斯。这些热钱进入日本后，通过狂炒股票和房产获得了巨额收益，并在国际金融势力发动对日本泡沫致命一击的前夜出逃。大笔热钱的出逃时抛售了巨额的资本品，大大增加了日本股市泡沫和房市泡沫的压力。 （3）老布什出了狠招。1989年秋天，美国要求日本企业改变相互持股的做法，并提出了具体要求：将日本的银行持股标准由5%降低到2%；取消综合商社不得持有制造业企业股份的限制；强化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份的限制。 老布什的这一招绝对是釜底抽薪：各公司相互持股是日本股票市场的主要特点，如果日本改变了这一做法，将使市场流通的股票数量急剧增加，股价肯定会受挫；日本银行一向大量、长期的持有公司股票，并且不轻易抛出，经过长期的大牛市，银行所持股票（1985年以前就持有这些股票）的盈利非常巨大，一旦银行抛售股票，日本股市泡沫承受的压力进一步增加了。 （4）国际金融势力动用了股指期货这一威力巨大的金融工具，大规模做空股市，直接扎破了日本股市泡沫。从此，日本股票市场陷入了长达十多年的熊市之中。 在股市狂跌之后，1991年，巨大的地市泡沫也开始破裂，从东京迅速蔓延至日本全境。当年，日本六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就下降了15%～20%。房地产价格的暴跌导致大量不动产企业及关联企业破产。在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崩溃之前，日本的银行业发行了数额巨大的银行贷款用于土地投机，到1992年3月末已达到150万亿日元，占当时银行总贷款额的1/3以上。在泡沫破灭后，银行也背上了巨额的债务包袱，重创了日本的金融业。 4、克林顿的二次进攻 1993年，克林顿政府开始了新一轮的日元升值攻势。 1993年4月，刚上台的克林顿在日美首脑会议上说：“日元升值有利于日本削减贸易顺差。”日元升值的希望又让套利的热钱开始蠢蠢欲动。很快的，日元兑美元从1993年初的1美元兑120日元上升到当年8月份的1美元兑100日元。克林顿对日元的穷追猛打招致了许多国家的反对。1994年7月，发达国家首脑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召开会议，试图改变日元汇率居高不下的状况，但由于美国不支持，会议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日元再次飙升，达到1美元兑96日元。1995年，日美汽车贸易摩擦再次导致日元飞涨，4月份时的汇率涨到了1美元兑80日元。 一个国家汇率的调整属于支出转换政策，它直接影响一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也就是说，它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出口型企业的生死存亡——连续、快速的升值会对一个国际的出口型企业造成致命性的打击。举个例子，假定每辆车的出口价格是2万美元，日本的汽车生产商想把每辆汽车的生产成本降低1万日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只要日元兑美元升值1日元，日本汽车的出口成本就上升2万日元，如果升值10日元，成本将提高20万日元。生产成本降得再快，也比不了汇率上升带来的出口价格上涨快。所以，从1994年到1995年的日元急剧升值，导致日本的制造企业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由于日元兑美元长期升值，日本多数传统出口产业，如化学制品、金属及金属制品、纤维及纺织品、机械机器等产品，对美国的出口数量持续大幅度下降；同时为了降低成本，不得不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也对日元区的形成有一定帮助）。日本对美国出口最强势的汽车业，也从1986年的350万辆降低到1992年的180万辆。 从广场协议前的1美元兑250日元到1995年的1美元兑80日元，日元长达10年的升值之路给日本制造业以近乎毁灭性的打击。用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巴古斯登的话来说，美国就是要通过逼日元不断升值 “让日本用自己的锅烹煮自己”。 1995年6月，日本中央银行公布了银行体系的坏帐数字，该年度日本150家最大的商业银行一共拥有400000亿日元的坏债，折合4000亿美元；而据美国索罗门证券公司的估计，日本银行体系坏债约为1000000日元，折合1万亿美元。而在1980年时，日本银行体系的坏债总额仅为10000亿日元，折合100亿美元。坏债率仅为0.5%。十五年的时间，坏帐增长了100倍，国际金融势力的泡沫武器的厉害可见一斑！不过，有一点必须承认，连续十年的日元升值都没有让日元的汇率崩溃（掉头下跌），这足以说明日本经济体之前是多么的健康。 5、套在日本人脖子上的绳索——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性标准） 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导致日元急速升值，日本企业对外投资暴增，从1986年的220亿美元上升到1989年的680亿美元。1980年到1990年累计对外投资额2271亿美元，是80年代前半期的5倍。尤其是在1988年到1990年期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占世界8个主要工业大国对外直接投资的27 .5%，超过英国和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在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10家大银行中，有7家属于日本。 随着日元的升值，亚洲各国对日本的出口剧增，对日本的经济依赖性增加；日本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纷纷向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生产基地；日元的强势导致亚洲国家在对日贸易中倾向于用日元来作为结算货币，日元也因此在亚洲得以广泛使用。日元区在逐渐的形成，日本也具备了争夺全球话语权的能力。这让国际金融势力非常的不舒服。 为了有效地抑制日本资本的全球扩张，也为了打击正在形成的日元区，在1987年底，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性标准）出台了。该协议要求：凡是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必须将总资产中的自有资本比例维持在8%以上。 一开始，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把它拿到国际清算银行去寻求国际协调，结果遭到了联邦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国的强烈反对。于是，美国改变了策略，首先与英国达成双边协议，并率先在两国银行的国际业务中实施了他们的标准——这无异于强迫其他国家签署协议，因为不签署协议就无法与把持着世界金融命脉的美英银行做生意。日本无奈，只好在1989年接受了巴塞尔协议，但是，日本要求把银行账外资产的45%认定为自有资本，国际清算银行同意了日本的要求。 巴塞尔协议对日本的银行的致命伤害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很快就显露出来。 为了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日本各银行在国际融资中变得越来越谨慎，对外贷款规模持续下降。1988年，国际银团的贷款规模为1260亿美元，1989年降到1210亿美元，1990年降到1080亿美元。国际上的日元融资比例同时下降，1987年为10.8%，1988年为5.6%，1990年仅为1.8%。从这组数字可以看出巴塞尔协议对限制日本资本规模的效果。 在日本股市泡沫破灭后，日本各银行的帐外资产逐年快速下降，自有资本比例跟着下降，日本大型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也一度已经降至了8%左右——正好被巴塞尔协议勒住脖子，“国际著名的企业信用评级机构”就以此为参考不断降低日本金融机构的信用等级，如此一来，日本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筹资成本就提高了。为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日本的银行只好大规模压缩贷款，日本企业从银行贷款就变得越来越难，这又导致了日本企业经营业绩下降（甚至有的企业因此而破产），日本公司股票又因此而下跌，股票下跌又使日本银行的账外资产减少（甚至因贷款企业破产而使坏帐增加），资本充足率又跟着下降，日本银行只得进一步压缩贷款……恶性循环形成了。（有人可能会问了，为什么巴塞尔绳索套不死美英两国的银行呢？答案在第五章。） 日本政府为抵抗泡沫崩溃带来的经济灾难，刺激经济增长，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扩张的财政政策。如1992年8月投入110000亿日元的财政资金以刺激经济增长，1993年4月投入了130000亿日元，1994年投入了150000亿日元。财政投入逐年增加，使政府债务急剧增长。但每次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因为在巴塞尔协议的逼迫下，日本银行出现了严重的惜贷行为冲销了日本政府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阻碍了日本经济的恢复。经济虽然没有刺激起来，政府公债包袱倒是越来越重，到2006年底，日本政府公债已达到83492亿美元，几乎是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1.7倍，这一比例在西方发达工业国中没有先例。以美国为例，美国联邦政府公债占GDP比例还不到40%。日本经济有彻底崩溃的可能。 巴塞尔协议在日本金融战败中所取的作用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国际游戏规则，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在一个公平合理假象之下，是对别国处心积虑的算计。 全球化的阴谋1、全球化思想的始作俑者——罗素 伯特兰 罗素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社会学家，也是20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和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 凯恩斯、伦敦金融城的主宰者罗斯柴尔德等人都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秘密组织“使徒会”的成员。 罗素认为，科学和技术的无限进步造成了对于人类生存的威胁——只要主权国家能自由地发展其科学研究和工业能力，所有的国家都能造出核武器。因此，罗素认为，要想世界保持安全就必须限制不发达国家获取工业技术，消除科技进步并将其置于严格控制之下，消灭国家主权，建立一个专制的世界政府。 从某些方面看，罗素思想的出发点有些象道家的老子——“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但是，老子希望的是民风淳朴，天下和谐；他认为“损有余而补不足”是对的。可罗素就完全相反了，他信奉的是“损不足而补有余”。当然了，如果用老子的话来评价罗素之流，就是“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如何实现罗素所希望的“世界政府”呢？（国际金融势力的想法是）通过控制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脉，进而控制他国的政权。这一点与马克思所推崇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观点很有异曲同工的味道。那么，如何控制他国的经济命脉呢？通过金融，让世界经济受控制的解体。以此摧毁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发展，并通过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实施致命打击，开辟出一条全球化道路，而所有国家的主权将在全球化中被消灭。 这就是国际金融势力发动国际金融战目的。 现在我们需要搞清楚的就是，国际金融势力是如何发动国际金融战的？他们使用的主要工具是什么？ 他们使用的工具，主要有两件：汇率和泡沫。如果把汇率比作强攻城头的军队的话，那么泡沫就是混入敌城的奸细。当然，也不能忘记石油武器的作用，石油是工业的血液，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其作用不亚于粮食的国家稳定的作用，国际金融势力通过操纵油价的任意波动，疯狂的制造经济泡沫，掠夺他国财富。另外，他们还大力宣扬所谓的经济自由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要求各国政府减少对经济和企业的管制，说什么管理经济要靠“市场那支看不见的手”，以清除那些阻碍经济自由化的壁垒，以便他们更加容易的解体他国经济。 近年来随着各种媒体的耳濡目染，大家基本了解了汇率武器的强大杀伤力。但是，汇率武器只是敌人进攻的“明枪”；除了明枪，还有暗箭。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暗箭”是什么？就是泡沫武器。说泡沫是令人防不胜防的暗箭，是因为受害的国家中了暗算往往还懵然不知，甚至不但不以为害，反以为利。这才是泡沫武器最厉害的地方。下面详细介绍一下经济泡沫。 2、三种经济泡沫 泡沫是指某一事物所存在的表面上繁荣、兴旺而实际上虚浮不实的成分。比如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通俗的理解，泡沫可以认为是某种财产（或者资产、资本）价值与价格的背离。比如一支股票它的每股净资产是1元，在股市上被股民们追捧，价格炒到了10元，这就是泡沫——价格与价值已经背离了9元。既然有泡沫吹大的时候，就有泡沫破灭的时候。比如在2007年1月时每股贝尔斯登的股票价格是170美元，但是今年3月贝尔斯登被大摩收购时每股股价仅为10美元。从这个小例子就可以看出，泡沫往往意味着大涨大跌。 当然，一国经济泡沫化后也同样会大涨大跌——这就是经济学中常讲到的所谓的经济周期，随着泡沫的吹起，一国经济进入繁荣期，在泡沫破灭时该国经济又跌入了低谷。所谓的经济周期根本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既然把经济泡沫搅起来时全民亢奋，认为遍地是黄金，在泡沫刺破的时候肯定会有人跳楼，做过山车的感觉就是这么刺激。 既然泡沫的危害这么大，那就有必要详细研究一下泡沫的种类： （1）投机泡沫 投机是指利用市场上出现的价差进行买卖并从中获利的行为。买彩票就是投机行为，当然，炒股也是。关于投机泡沫，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就是南海泡沫事件： 所谓南海就是现在的拉丁美洲。事件发生在1711年。当时英国政府为了向南美洲进行贸易扩张专门成立了一家公司——南海公司。南海公司是英国一个特许贸易公司，它是具有给南海贸易的特许权，垄断经营。不过在公司成立之后的8年里，除了靠向南美洲贩卖黑奴赚钱之外，几乎没干过盈利的事。在1718年时英国的国债总额害达到了3100万英镑。为了迅速筹集资金还债，英国政府做出了一个决定，把南海公司的股票卖给公众。 于是，南海公司就开始编故事，说我们在公司发现了金银矿、香料，非常赚钱。南海公司编造的梦幻般的利润前景，唤起了英国人的狂热，南海公司的股价迅速飙升。据历史记载，从1720年3月到９月，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就从每股330英镑涨到了1050英镑。 当人们为南海公司的股票而狂热的时候，英国还发生过一件事情。在1720年初，南海公司股价迅速上涨。但是，要想进一步推高股价，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涌向南海公司。然而，当时的英国正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夜，大量的民间企业同样需要筹集资本，它们就开始背着政府偷偷地发行股票，导致股票供应大量增加，如此一来，南海公司股票上涨的动力就小了，这就损害了南海公司的利益。于是南海公司采用了不正当的手段，买通了国会的议员们，通过了一个法案——《反金融诈骗和投机法》来阻止别人通过发行股票融资，这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个法案颁布之后，南海公司的股价进一步被推高了，但是，在南海事件中存在着太多的腐败行为，很快就击破了南海泡沫。 人们争先恐后购买股票，而当时的政府成员在股价高涨时卖掉了所持的股票。这些内幕人士的大举抛售，引发了持股人的疯狂抛售，南海泡沫破灭。当时的英国财长就在南海公司的内幕交易中就赚取了９０万英镑的巨额利润，不过，丑闻败露之后，他被关进了英国皇家监狱伦敦塔。不过比他更命苦的却是那些不知情的投资人，这其中还包括鼎鼎大名的科学家牛顿，牛顿赔了两万英镑。事后，牛顿伤感的写道：我可以准确地计算出天体的运动规律，但我却无法计算出股票市场的变化趋势。——看来，头脑发晕的并不只有凡人。 今天在股市上的炒股人，有几个是在坚持价值投资的？恐怕不超过百分之一。大家都是在“博傻”——在明知股票（其他投资资产品也一样）价格已被高估的情况下还要买入，希望的是接下来还会有更“傻”的人以更高的价格接手。结果在泡沫破灭时自己变成了那个傻瓜。 股市泡沫破裂时的危害是人所共知的，房地产投机泡沫的例子也不少，在这里简单看一下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海南房地产投机泡沫，威力丝毫不小于股市泡沫： 当时在海南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平均80个人就有一家房地产公司。但是，这些公司基本上都不是为了盖房子，而是为了炒地皮的。当时的炒地皮绝对是热火朝天，看几个数字： 1992年，海南全省房地产投资达87亿元，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一半，仅海口一地的房地产开发面积就达800万平方米，地价由1991年的十几万元/亩狂升至600多万元/亩；同年，海口市经济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83%，另一个热点城市三亚也达到了73.6%，海南全省财政收入的40%来源于房地产业。 在泡沫吹起的过程中，在四大商业银行的带领下，银行、国企、乡镇企业和民企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涌进海南，总数不下千亿。几乎所有的开发商都是在玩空手套白狼。开发商们把炒地皮赚到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把还在图纸上的房子高价抵押给银行，再去炒新的地皮。投机性需求已经占到了市场的70%以上，一些房子在图纸上就已经被倒了几遍手……炒作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据《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1996）》统计，1988年，海南商品房平均价格为1350元/平方米，1991年为1400元/平方米，1992年猛涨至5000元/平方米，1993年达到7500元/平方米的顶峰。短短三年，增长超过4倍。 1993年6月23日，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出来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第二天，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出台了16条强力调控措施，银根全面紧缩，海南房地产泡沫应声破裂，房价掉头砸下。 这场调控的结果，就是给海南留下了600多栋共1600多万平方米的“烂尾楼”，18834的公顷闲置土地，800亿元的积压资金，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就高达300亿元。从1999年到2006年，海南省用了整整七年的时间，才基本处理完积压的房地产。去过海南旅游的人都知道，海南有一大怪，乞丐住别墅，全拜海南房地产泡沫所赐。 （2）债务泡沫： 债务泡沫有两种，一种是纯恶性的，这种债务是被人捏造出来的，本身就不应该存在，比如 1979年的“利率冲击”造成的全球发展中国家债务泡沫： 1979-1981年间，英国撒切尔政府和沃克尔领导下的美联储推行极端的货币主义“休克疗法”，将利率提高到美国内战以来最高的水平：美元基本利率更高达21.5%；英国把基准利率提高到 17%；欧洲美元贷款的利率也升至1980年初的20%。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则由1973年5月会议时的1300亿美元，暴涨了5倍，到1982年时更是达到了6120亿美元。 利率是国际金融势力单方面调整的，欠债的发展中国家绝对不愿意接受这么高的利率——如果一开始就知道利率会上调到如此的高度，他们肯定不会借这些债，但是，他们借的钱已经花出去了，现在还债还不起，赖帐又没实力，因为打不过美国，还没人出头替他们说话，这些发展中国家一下子就成了待宰的羔羊。 其实，当利率飚升的时候卡尔松（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就是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阿尔维德 卡尔松）曾开玩笑说，“科学家们开发了一种强有力的新式武器，它杀死人但让楼房屹立，它叫做17%的利率”。从卡尔松的这句“玩笑”里可以看出，这次提高利率行为是一个标准的“陷阱”。 根据古老的英国法律，收取任何数额的利息都是一种罪行；这种高得足以“杀死人”的利率应该定什么罪行才合理呢？这些暴增的债务无疑是不应该出现的，现实的债务远没有那么多，这就是泡沫——严重的、恶性的债务泡沫！ 这些巨大的债务泡沫直接导致了拉美债务危机，墨西哥总统波蒂略开始带头抵抗。1982年8月初，洛佩兹总统公布了“洛雷斯行动”计划，停止支付外债。不过，其他欠债的拉美国家太胆小，没有人敢跟进。之后，波蒂略也被国际金融势力搞下了台。再后来，墨西哥比索对美元比价从1982年年初为12比1贬到1989年的2300比1，墨西哥经济被有控制的解体了。与墨西哥一起被解体的，还有大批的拉美国家。 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这一劫难无疑是悲惨的，作为第三世界领袖国家的中国也没有出来主持正义，只顾着韬光养晦。中国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呢？ 就是1989年美国在联合国制裁中国的时候几乎没有国家出来支持中国——除了巴基斯坦和古巴。中国不在关键时候给穷弟兄们搭把手，中国落难的时候自然也没有人管闲事。 与“利率冲击”所形成的债务泡沫相比，另一种债务泡沫就显得“善良”多了——个人消费信贷。 消费信贷的本质是透支未来，透支未来的收入，透支未来的消费需求，透支未来的幸福生活。 可能在许多人眼里，个人消费信贷是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有了信贷消费，可以提前买车，可以提前买房……生活将变得无比美好。 某些专业人氏更是不遗余力的宣传消费信贷：称消费信贷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从卖方市场走向买方市场）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的了“良好的作用”，是消费信贷使西方国家多次摆脱了经济衰退。在中国，尽管“消费信贷刚刚起步”，却已经让上千万户人圆了住房梦。我们还应该改革消费制度，促进消费信贷的发展，因为消费信贷是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对比发达国家，我国消费信贷还处在初级阶段，无论是消费规模和信贷品种，都大有潜力可挖——在法国，1/2的家庭有债务，1/4的家庭靠贷款买房子；在美国，每年有6000万家庭用信用卡消费。我们还差得远呢。多好的主意，国民经济良性发展，老百姓还得实惠！ 事实果真如此吗？真相总是可怕的。 下面还是通过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真相看一下消费信贷的给老百姓带来的“真正实惠”是什么吧： 大家都知道，房地产泡沫是形容房价远高于其实际价值这一事实的。今天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已非常严重，我国房价跟居民收入的比例是世界最高的。但是，大家是否知道，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是如何形成的？中国的房价是如何涨上去的？ 可能有人会列举出许多原因：人多地少、房源稀缺，炒房投机，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次要的因素，最主要的因素是消费信贷。如果买房子不允许贷款，房价是绝对不会涨到今天这一步的，特别是在房价赶英超美的一级城市。可能许多人不相信。其实，如果不允许银行按揭、全部现款买房，既使在北京，房价也不可能突破8000元/平方。现在北京的房价虽然高，但首付只有二成，剩下的钱是按月还的，所以，想买房子的人只要付的起首付，月收入在支付了月供之后还能活得下去，他们就会买房。北京的房价能涨到16000元/平方，不就是因为购房人能付的起首付款吗？如果必须全款买房，他们还能买得起16000元/平方的房子吗？绝大多数的买房人能掏得出的购房款，不会比首付款多多少的。 炒房者之所以炒房（无论是国内的炒房者还是热钱），是因为房价有上涨的空间，如果房价涨不动了，他们还会炒吗？地方政府经营城市（即拍地赚钱）就更有限了，如果房价封了顶，开发商拍地时绝对不敢乱开天价，因为那样会推高建房成本减少利润。所以，如果真想打压房价，中央只要出台一条政策——购买第一套房首付不得低于六成，中国所有大中城市的房价都会雪崩。其他的房价干预措施都可以去掉。 当然，如果允许买房首付降到一成，贷款年限延长到40年，房价还会疯涨。所以说，消费信贷让多少多少人圆了住房梦的话纯粹是骗人的鬼话！在没有消费信贷之前，老百姓不是照样有房子住吗？还不用背债？其实，去年央行出台的第二套房首付不得低于四成的政策对房市的冲击就已将这一点表现的淋漓尽致了。所以，中央对这条政策的操作非常小心。当然，基于经济稳定发展、稳步调整经济结构的考虑，不可能在短期内把首付比较提的很快。中国本已虚弱的经济体质也实在受不了大的冲击，而且那样会杀伤无辜太多——会有大批的高价贷款买房人因为房价暴跌沦为“负翁”，不利于社会和谐。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中国经济被房地产开发商们绑架了——第一套房的首付比例可以五个点五个点的慢慢提，既能减少冲击又能稳定房价。当然了，房地产泡沫不仅仅是信贷泡沫，里面还有投机泡沫的成份。 其实，消费信贷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恶劣影响早已在美国表现出来了。下面回顾一下消费信贷在美国的发展历程： 消费信贷是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进入美国家庭的，在此之前，美国居民的主流意识仍沿袭着崇尚勤俭、憎恶债务的思维定式（和中国人是一样的）。这种观念来源于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在牧师的心目中，债务是与疾病、恶魔联系在一起的“邪恶三位一体”。新教牧师向信徒推荐圣保罗的缄言：“不要欠任何人的任何东西”（中国人也认为，寅吃卯粮的是败家子）。 消费信贷方式起源于十九世纪初商家为促销住房、汽车和冰箱等耐用消费品而采取的分期付款策略。最初，消费者需先支付总价款30%的首付款，其余借款在半年或一年内还清，以后延长至分年付清。到19世纪20年代，分年付款被按月还款的“轻松付款”方式所替代。在商家的诱惑下，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为实现住房梦、汽车梦而心甘情愿的自己套上债务的枷锁。从1920年至1929年，每个美国家庭实际债务从平均387美元增加到739美元。到1930年，全美汽车的75%，家具的90%，洗衣机的80%，收音机的75%是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进行销售。 靠着“轻松付款”，老百姓可以奢侈的消费；但是，“轻松付款”的结果是精打细算、勤俭度日。 在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中，消费信贷对美国经济副影响表面了出来。从1929年到1933年，首饰、建材、汽车、家具电器的销售分别下降了85%、82%、78%和69%，因为之前的信贷消费透支了太多的市场需求。不过，消费信贷的坏账损失很小，仅占全部贷款的1%。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消费信贷对经济发展并没有多大的好处，恰恰相反的是，在危机暴发的时候，它对经济发展的副作用倒是表现的淋漓尽致。更关键的是，真正在消费信贷中获利的，是贷款银行——你还得起贷款，他赚了；你还不起贷款，他收回你的东西。 当然，在正爆发的次贷危机中消费信贷也有抢眼的表现： 今年2月份，德国之声电台网站称，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已经扩大到了信用卡领域，信用卡违约造成的巨大亏损即将公开化，从而使还未走出次贷危机的美国经济遭受新一轮打击。 今天的美国经济70%靠私人消费拉动，而私人消费却是靠借债进行的。现在，美国的信用卡债务已经积累到了9150亿美元，还有15000亿美元的汽车和其它消费债务，100000亿私人抵押债务。美国消费者大把的花钱，不过花得不是他们自己的钱，而是信用卡上的钱。失业人群的不断增大，将使信用卡支付不了的情况明显增加。次贷危机愈演愈烈，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持卡人无力还债，从而必然导致美国经济的低迷。 但是，美国人已经养成了消费信贷的习惯并深深的堕入其中，这就如同吸食毒品上瘾一样——继续吸毒必将走向死亡，戒毒又是生不如死、难上加难——告别依靠贷款消费的经济模式，是美国经济无法承受的。我们还要走美国的覆辙之路吗？ 其实，在消费信贷后面还隐藏着一个更隐蔽的险恶用心——国际金融势力希望建立一个由极少数人统治的世界政府，把全世界人民变成他们的奴隶，然后是对地球上的所有人征收“世界税”。当然，套在人民身上的枷锁不再是铁链而是债务——要想把债务的枷锁套在世人身上，只能依靠人们主动的去信贷消费——还不起贷款的时候，就变成了奴隶。从本质上讲，还是罗素的那个全球化思想。 一个家庭如果想过宽裕无忧的过日子，就要做到两点，一不能赌，二不要借债。一个国家搞经济也是一样，要想经济发展平稳，一不能鼓励投机，二不能靠债务拉动经济发展。用大规模信贷扩张刺激经济的方法是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凯恩斯、罗素与国际金融势力本身就是穿一条裤子的。凯恩斯的这一观点被各国政府广泛采用，之后的结果就是造成了浪费性消费品和服务的过度增长，这给各国经济的良性发展留下了严重的隐患，因为一个国家在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可以动用的资金是有限的，浪费性消费多了，长期性投资自然就少了。而且，这种靠浪费资源拉动经济增长、实现他们目的做法，还将给全人类带来灭顶之灾，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六章里详细介绍。 （3）营销泡沫 对于营销泡沫，可以这样理解，站在企业层面看，是由于行政和销售人员的过度增加造成的每单位实物产出的整体成本的提高；站在整个社会层面看，就是每年新生产的物质产品总量和劳动生产率没有多大的提高的情况下，GDP却大幅增长了。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在营销方面的投入力度越来越大，2007年中国传统媒体广告花费总量为3120亿人民币，网络广告总量为70亿元，同年GDP为220000亿人民币，仅广告一项就占GDP的1.5%。现在，许多行业的产品出厂价格连市场零售价的20%都占不到，也就是说消费者花费的80%都交给了流通领域。这种情况合理吗？这叫营销泡沫。泡沫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把人民手里货币表现的财富缩水，从而达到掠夺人民财富的目的。不管是投机泡沫、债务泡沫还是营销泡沫，都是如此。 当然，按照某些精英的说法，投资利润在向消费领域尤流通环节转移——仿佛这是天经地意的事情。事实果真如此吗？这年头，多长个心眼是不吃亏的。 流通领域指的是商品生产出来后，通过运、存、销到达消费者手中的中间环节。流通领域并不创造价值，只起到商品价值转移的作用。流通领域的确是商品实现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但是，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过程中创造的。生产是根本，流通是枝叶，枝叶不可能比根本还重要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本末倒置的情况？我们自然要深思其中的原因——这既不利于社会公平，也会影响社会生产效率。 其实，这是由市场经济体制与生俱来的浪费本性决定的。随着从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商家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为了生存，商家必须要把生产销售出去，形成回款才能维持生存。但是，在买方市场上，所有的厂家都想销售产品，产品的差距本身就不大——所谓的产品差异更多的是消费者的主观感觉而已（也是各厂家努力宣传的目的），实际上，所有合格的产品差别并不大，它们都是符合国家相关生产标准的（假冒伪劣的产品除外）；当然，每个产品都有个合格率的问题，这对所有产品都一样，尽管许多知名品牌都在宣传自己的产品质量是如何的过硬，其实，差别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为了争夺有限的消费者，商家不得不加大的营销环节的投入。这就象追女朋友一样，当只有一个男孩子去追求一个女孩子时，他所付出的代价不会太大；一旦出现了大批的竞争者，再想追上这一个女孩子就得花大代价了，否则就追不上，但是，如果追女孩子的花销是借来的，等两个人结了婚后女孩子也得跟着还债。 当然，过度竞争的出现是与投资者的信息不充分有关（都认为是个发财的好机会，进去后才发现竞争者一大堆，实际利润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多）。这与政府对市场的撒手不管（“自由竞争”、“依靠市场那支看不见的手”）有直接关系，其实这本身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当一个经济体中在流通环节投入过多的资金——这些都要算到商品的成本里——归根到底还是要消费者来买单的，这就形成了严重的浪费，同时也会导致商品价格与价值的严重背离，这就是营销泡沫。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商家在流通领域投入的过量增加是无法阻止的——这是在妨碍市场自由竞争，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社会资源的浪费是无法避免的。 此外，所谓“投资利润在向消费领域尤流通环节转移”里面还有一个阴谋。一起看一下： 有一位前中国驻美国旧金山商务领事在2004年曾做过一个经济调查，他调查的是一件中国产的日用品的价格出口到美国全过程中价格的变化情况，一起看一下：中国生产工厂1美元—中国出口商1.05美元—美国进口商1.4美元—美国大批发商1.75美元—美国分销商2.0美元—美国消费者4.0美元（甚至8.0美元）。 这个价格表让我们看清了一个事实，什么叫血汗工厂！中国出口商只赚0.05美元，利润率只有不到5%，美国人在流通环节的收入是2.95美元，他们居然还不用生产！这是什么？这是在吸中国人民的血！某些中国精英居然有脸跟着狂叫什么“利润在向流通领域转移”——你还算中国人吗？大家都不生产了，你创造个利润我看看！你得喝西北风去！ ——根本没有什么利润转移的问题，有的只是外国人在压榨中国人民的血汗！所以，对于这种血汗工厂，没有二话，坚决关停！行政手段不行就用市场手段，把汇率提起来，逼他们卖技术，逼它们跟外国人学着卖品牌。 现在美国从中国直接进口的产品大约是700亿美元，这是中国的厂家和出口贸易公司的总收入，总利润最多不超过30亿，但是，国外的批发商的收入是多少？ 700亿。就算扣除400亿的管理和销售开支，还有300亿的利润，是我们利润的10倍！人家外国人当然有条件享受高福利，当然可以带薪休假、满世界的旅游！ 很明显，在这个从生产到消费的链条中，便宜都让外国人占了，人家为了长长久久、光明正大的占便宜，自然要为自己找足理由——“投资利润在向消费领域尤流通环节转移”嘛！ Karl Max Has Seen It All Karl Max Has Seen It All - 《CAPITAL》1867 English Version: “Owners of capital will stimulate working class to buy more and more of expensive goods, houses and technology, pushing them to take more and more expensive credits, until their debt becomes unbearable. The unpaid debt will lead to bankruptcy of banks, which will have to be nationalized,and State will have to take the road which will eventually lead to communism.” - Karl Marx, 1867 民众无力为房地产暴利买单“国务院5月27日公布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的调整结果，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普通商品住房项目投资的最低资本金比例从35%调低至20%，成为此次调整受惠最大的项目之一。南京部分开发商表示，此举表明房地产市场的行情并不如销售数据看到的那样“光鲜”，一些企业的资金链依然紧绷，下调资本金比例能否起到救市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民众无力为房地产暴利买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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