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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出路 III治本之道 要治本，我认为，中国应该完成以下三项任务，或至少先完成其中的两项，那么，上述之危就能转化为中国发展、崛起之机了！ 1. 终结人口控制政策 关于人口增长之争，不仅是人口学家，包括陆续掺合进来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人文学家等等，从来都是意见不一的。 而在中国，这种意见不一被简化、僵化为两位大人物--毛（审）泽东和马寅初的--"人多好办事"和"人口控制论"之争。他们各自都认为自己掌握了人口发展的真理所在。然而，他们的观点中所隐藏的"必然的无知"，到今天才陆续被我们所发现：如果人多，但没有足够的事情做，或是缺乏足够的资源作为办事的基础条件，那么，人多的意义就失去了；如果人口控制，使得人口老化严重，甚至未富先老，那么，一个民族的前途也将消失了。……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马尔萨斯主（审）义者以"当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口的过快增长。……人口的持续增长将会使人们陷于低水平均衡陷阱。"等观点开始占据了人口发展观的上风。1972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丹尼斯•麦多斯领导的17人小组炮制了一份被称为"具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增长极限论报告"的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这份报告很快成为了美国和其它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秘而不宣的施政方针，也"理所当然"地被包装为最具说服力的人口学说向世界推（校）广。尽管另一派代表人物--美国人口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先后发表了《人口增长的经济学》（1972）、《最终的资源》（1981）、《资源丰富的地球--对地球2000年的反映》（西蒙、凯恩，1984）等书倡导"人口增长将有助于创造更为美好的未来。"以及"人口是经济进步的一个长期的重要刺（校）激因素。"等观点，甚至在《资源丰富的地球--对地球2000年的反映》一书中，对美国的"增长极限"论的各种观点逐条批驳，最后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遗憾的是，西蒙等人的学说被美国政（审核）府刻意边缘化、弱化了。以便推行其为了掠夺全球资源而对世界各国进行系统洗脑的思想工程之一--"增长极限"论。 最初，中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们都认为是一种真理的发现而后的结果。从陈云、陈慕华、邓（审）小平的决策思路，均把计划生育政策视为"减少人口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的战略性决策，当时国内的众多学术权威，包括田雪原（中国社科院首批47位学部委员之一，独生子女政策副总设计师），后来的王东京、樊纲，甚至一些自由派学者如何（审）清涟等，无不支持这种观点。……但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我们所奉行的这种"真理"其实是美国政（审核）府刻意营造的洗脑理论之一。 大概从2004年起，国内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有识之士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家建议，以"421"社会具有不可延续性，其缺陷已经日渐凸显，为了代际衡平，国家应该立即终止人口控制政策。但这些建议至今未曾得到国家决策层的真正重视。究其根源，在我看来，国家决策层的人口观念被"洗脑"多时了，而且，执行这一人口政策的既得利益者--计生委，其"屁（校）股坐向"及其对既得利益的维护，使得他们致力于对既有政策的各种理论的推崇，以致成为美国基于其"增长极限"观而向全球洗脑的大帮凶。……然而，这种误我中华近30年的局面必须要改变了！！ 将麦多斯的《增长的极限》及其隐藏的阴暗面丢一边去，致力于对朱利安西蒙的《人口增长的经济学》、《资源丰富的地球--对地球2000年的反映》的智慧的汲取，并时刻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再坠入相同的陷阱中--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正如威廉恩道尔在《石油战争》中，赫德森在《金融帝国》中，不约而同地指出，人口控制论是美国的阴谋之一；即便是人口密度8倍于中国的孟加拉国，那位让数百万赤贫阶层人口走出贫困的格莱珉银行的倡导者--穆（审）罕默（审）德尤努斯，在其《自传》中也一再指出人口控制政策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发展中国家更应坚持人口增长的意义…… 再来看看欧洲、日本等推行了福利保障制度的国家，你就能轻易发现，这些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随着不比我们严重的人口老化程度的加深已经日渐举步维艰，许多教育和医疗的问题成为了这些国家变革和发展的深层瓶颈。…… 我们必须认识到，没有任何福利体系能承受人口负债、乃至负增长之痛！美国从罗斯福行政时期建立了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曾经是自诩为世界上最完美的社保体系。然而，这个体系之所以运营良好，全赖于这个社会的人口结构处于正金字塔结构（即"124"结构）的基础之上；只要那些企业每年新进的员工比离开的退休者多，这个福利保障体系也可以延续下去；但如今由于美国人口增速放慢（还不是怎么老化），这个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便陷入危机之中；再加上遭逢金融危机，这种社保系统也就几近崩溃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危机常态：一头是退休帐户缩水，一头是食品和药品的价（校）格扶摇直上……看看美国最近兴起的老人就业潮，实在是数以千万计的美国老人面对"社安福利不足以支付房租和煤气"的无奈之举。（详见：《退休梦想破灭 美国兴起老人就业潮》，《联合早报》，2009-6-25）再次强调指出，人口负增长不可能通过制度优化、制度变革、技术进步、革命、医疗体制变革、或所谓的科技创新而得以解决！譬如，拥有众多创新技术的美国汽车三巨头，其破产的另一深层原因，便是这些发展处于停滞期的百年企业，难以承受其庞大的退休员工的医疗和保障支出。…… 现在就终结人口控制政策，是一次悬崖立马！如果要等到2015年人口红利让位于人口负债，才开始这样做，那么，中国将可能至少饱尝20～30年的黑暗期，或至少在21世纪前半叶，中华民族都难以有所作为了。…… 我们根本不必担心人口增长所遭遇的资源问题，所有的资源局限，都不会成为人口增长的局限。譬如，以水资源为质疑点的人，似乎看不到以色列立国于沙漠之上，并将沙漠化作良田的过程；以粮食为质疑点的人，显然看不到，塑料地膜和大棚的推（校）广这两项新技术给中国农业带来了革命性增长和未来愿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塑料地膜、塑料大棚迅速从城郊发展到大田，从北方发展到南方，从平原发展到丘陵山区……无不成效斐然。目前中国塑料大棚及地膜覆盖面积超过2亿亩。随着这一技术应用于中国西部、西北及青海、西（审）藏、内蒙古等许多被视为"不适合种植"、"有史以来没有生长过农作物"、甚至"连草都不能生存"的地方，我们将看到，这些地方不但长出了农作物，还高产稳产。……（孙凯：《到底谁能断言中国耕地的警戒极限？》，《瞭望东方周刊》，2004）即便是像煤、石油、天然气这样的化石能源（不可再生能源），只要我们做好未雨绸缪，积极开发像电动能源这样的替代能源，这些所谓的局限就难以成为人口增长的束缚。……总之，我们乐于接受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在其著作《我们能否共同生存》（2002）中所展示的乐观忧患，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相信，只要我们能够解决好发挥不同人口的生产力（当然不是只让他们当好低层次制造业的生产力），相信我们也能找到和穆（审）罕默（审）德;尤努斯一样优秀的方法来解决贫困问题，那么，人口增长会成为中国反败为胜的重要战略之一。 至于人口增长的幅度，我认同人口学家易富贤在《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2007）一书中的主张：首先力保中国年龄结构不至于恶化（中位年龄水平），以及保持中国人口与世界人口的比例不下降，及国内各民族的平衡。……易富贤继而倡议，中国主流家庭可以考虑生育3个孩子。……（详见：易富贤：《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2007，P586－587。）中国要崛起，这是一条必不可少的战略！ 2. 对公职人员推行减薪削权、自下而上的精简变革 另一个治本之道，来自政（审核）府自身的政治变革。变革的目标，一是精官简政，二是还政于民。其实，这只是同一目标"一体两面"的折射而已。这是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似乎都有意避免涉足的敏（校）感领地。要知道，在新中国建国60年来的政治实践中，没有任何领导人是精官简政的胜利者，一如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精简失败一样…… 和所有的政（审核）府一样，无论其姓资或姓社，都存在着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1958)，其政（审核）府组织机构、成员--公职人员也都具有逐渐演变为"个人利益最大化者"（威廉尼斯坎南：《官僚制与代议制政（审核）府》，1971）的扩张惯性，……但比较之下，那种以"一个中心"（计划经济）、或是信奉伯乐管理模式的政体，也就是那种以自上而下管理为主导的、精英治国式的政体，往往比那些比较能应用了自下而上的力量的政体更为凸显上述症状，而且，症状发作的周期更快、更难以遏止。 历史的事实就是这样，前苏联在灭亡前进行了30多次的精简变革，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发展至今的中国，进行了10次精简变革，但是，失败如出一辙。……在这一点上，美国、日本、德国的政治成就，恰恰是中国难以望其项背的。 今日中国公职人员的膨胀及其利益扩张，已经到了危及一个国家存亡的地步了！ 尽管中（审）央智库天真地认为中国还可以再等待30年来完成政制变革，但在我看来，如果在未来1～5年内，不能获得切实有效的精简变革，那么，在未来的5～15年，中华人（校）民共和国就可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了。理由也简单，未来的5年，是公职人员持续膨胀、扩张遭遇人口红利终结、人口负债兴起的临界期，当错过了这一临界期，在人口负债、负增长指数性倍增所产生的社会和政治矛盾将会极速恶化，残局已成，任你毛（审）泽东、列宁再生也无补于事了…… 现在，中国迎来了建国以来最佳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精简变革良机--全球经济危机，及其内部经济所演变的上述归纳的危机。换句话说，今日的中国领导层的决策，决定了中国下一任领导层的命运。如果现任的国家领导人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也许下一任的领导人就会变成"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了。…… 如果现在中国老是把危机和风险掩饰，或是，自满地把中国称为远离危机的国家；那么，这个政（审核）府就不会有任何真正的变革，变革的目标和对象，都是经济、社会、他人，就不会有他们伯乐自己的事情。如果中国仍然自视为将是全球第一个走出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那么，它就不太可能珍惜这样一个对于中华民族来说的千载难逢的政制变革机会。只有承认眼前我们所面对的巨大危机，我们才可能真正面对这一前人无法胜任的挑战。正如有“经营之神”美誉的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在其《不景气的积极性》一书中所谈到的，如果在一帆风顺的时候，谁会想到改变呢，而且还会有一大堆的理由阻碍变革；反而在不景气之时，人心才有思变的力量；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变革才能富有成效。 正因为中国政（审核）府的自以为是（及其应变机制的反应缓慢），因而，中国能够在金融海啸爆发之后，仍然给予部分省份的公职人员加薪；一些职能部门仍一如以往地"计划性"扩张、加速公职人员的膨胀。……相形之下，许多实际"官民比例"远低于中国、而行政效率却远高于中国的国家，如英国、韩国、香港、新加坡、意大利、乌克兰、墨西哥、美国多州等等，已经纷纷采取降薪、裁员的策略，这当中，包括了中国着意效仿的新加坡，本来计划2009年为高官加薪30％的新加坡，在金融海啸袭来之后不久，即宣告全体减薪。…… 中国政（审核）府的官僚机构及其公职人员，几乎都是不希望变革的，他们仍然想要保持自己的权限和薪酬，但变革之压力，从外到内，皆是澎湃而来……如果在这个比之"万历十五年"更关键的时刻仍然视而不见，那么，这个自诩"无比优越性"的执政党、及其梦想，就会成为过眼云烟了…… 现今市面上，关于中国政制变革讨论的书籍多如牛毛，然而其中论述大多华而不实，诸如所谓的"德治"、"善治"，其实全都指望于政（审核）府的自我觉醒……但正如前文所述，指望伯乐自己给自己动手术，在可操作的技术层面上根本没有可行性。…… 要怎样变革，易中天在他的佳作《帝国的终结》一书指出了答（校）案，那就是削权减薪。答（校）案就是这么简单。然而，易中天料定这个答（校）案是封建帝国所无法接受的，但中国政（审核）府可以吗？易中天却没有回答。在整部《帝国的终结》中，易中天嘲笑明朝的公职人员队伍一百年膨胀了3倍，并和几乎所有历史学家一样，把这种公职人员的膨胀视为政（审核）府灭亡的关键原因；但他却只字不提新中国政（审核）府公职人员队伍55年就膨胀了10倍以上的事实--只用了半个多世纪，新制度下的公职人员膨胀比之封建的明朝还要快3倍！…… 现在，是衡量这个政（审核）府及其执政党的伟大的时候到了： 1）变革的第一步，从思想开始，那就是终结伯乐思想 我们把中国政（审核）府与政治源头，诸如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如集权制)、政治文化(官本位、父母官意识)、政治传统(人治传统)等视为传统精华保留下来，并把它们融入到现今的政治体系之中。……但就本质而言，这些伯乐思想的沿袭并不是我们的政治传统精华，却恰恰是我们民族发展的政治桎梏。 如集权制的沿袭和应用，使得我们这个社会的权力分配始终得不到公平、公正的贯彻，这个社会的人们至少被划分为"集权者"和"失权者"；官本位的回归，使得官民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加剧，使得"政治至上"取代了"人（校）民至上"、乃至所谓"科学发展观（科学至上）"；而父母官意识，则使得政（审核）府和人（校）民的角色定位为"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无论如何，"孩子"总是长不大的，也没有和"父母"一样的智慧，所以，父母掌握更多的权力是应该的；犹如"伯乐"和"马"、"牧羊人"和"羊"一样。……这样的推论，特别是在导入柏拉图、马克思等人的思想之后，它促成了新中国政（审核）府的精英治国体系的形成。而精英治国，实质上就是一种特权治国。而且，这种特权治国还必然会导致的一种愚民政策的大量繁衍现象。 如果说，在稳定性、确定性为基础的封建农业社会时期，愚民政策还有一定的可行性；那么，以动态、不确定性、创造性为基础的工业社会时代，愚民政策就只能得到"愚民自愚"的反效果，长远来讲，这也是一条毁灭之路。 （或许，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们可推行行之有效的愚民政策，那就是，这个政（审核）府的领导层智慧不仅超越了人（校）民群体的智慧之上，而且超越了竞争对手--美欧日以及那些国际金融炒家的智慧之上的。--那……除非它是上帝，而且是偏心于中华民族的上帝，那么，这个愚民政策或许还可行。但目前的状况显然是，不仅"上帝没来"，而且，我们的政（审核）府还在抄袭美欧日智慧的途中，而且被算计得厉害；更重要的是，来自政（审核）府的抄袭、复制，远不见得比这个国家的人（校）民自发成长来得更快、更好。…… ） 那些一直以来都被诟病的，诸如政策性指导、审批经济、垄断企业，让发改委这样的伯乐机构担当"伯乐机构的伯乐机构"角色，让国务院担当市场、民生乃至一切的领导者，以及诸如"与时俱进"、"八荣八耻"模式的思想教育，……都是政（审核）府把自己定位于伯乐角色而派生的行为。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便发现，真正需要解放思想的，不是常被视为"民智未开"的人（校）民，而是号召他人解放思想的那些伯乐--中国政（审核）府及其领导层。 伯乐论是马克思的"计划经济"的核心，如今是"宏观调控论"的核心，也是官本位体制的核心，所有这一切，都是摒除了无知之知，以一种"智慧的安全感"来指导一切发展的模式。…… 中国要真正的创新，就必需要终结伯乐思想。也只有从思想源头上终结了伯乐论，并清除伯乐意识，中国才有可能真正终结官本位体制、学术衙门化、乃至进行有效的精官简政变革。也只有终结伯乐意识，中国政（审核）府才能从"好为人师"的"伯乐"走向"为人（校）民服务"的"公仆"的角色定位。这一新定位意味着，一个以无知之知为核心的行政管理系统的创建。（详见：《大同之上》，2008） 要完成这一创建，或者说，要完成这一转变，并不是一个需要等上30年，或是要等到下一个五年计划才能展开讨论的事情，而是可以现在、而且理应是现在就要展开、并且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的事情。这其实只是一种观念的转变。革命的本质，无非就是更换观念。而今天，看多少观念的转变，需要革命来完成呢？……真正认识到这一点，行政体系的削权减薪变革就容易得多了。 （2）关于自由的应用 当然，这里所说的自由、乃至民（审）主，是区别于美国口口声声所说的自由和民（审）主。美国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所作所为，已经彻底地暴露了它的潜台词--当美国高举自由的旗帜，它其实是在高举"石油"的旗帜；美国所说的"民（审）主"，一般是指建立在"货币主（审）义基础上的民（审）主"（"美元民（审）主"），充其量也不过是"民（审）主帝国主（审）义"……；对于其国内，美国是推行自由和民（审）主制最优秀的国家之一，但对于世界，美国则是自由市场和民（审）主市场发展的最大破坏者；从其奉行"增长极限"及以下三滥手段处理其地缘政治性逻辑的运营模式，便能看出，美国从不曾想过要与美国人（校）民之外的人（校）民分享真正的自由和民（审）主。何况美国所奉行的自由和民（审）主，还存在着种种已经察觉的缺陷……因而，在探讨自由对生产力的开发和实践，我们有必要把它和美国区分开来。 这里所说的自由，不仅是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又译名《自由宪（审）章》，1960）中所描述的自由，更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1999)中所倡导的自由，这样的自由理念，与美国政（审核）府所说的"自由"几乎毫无关联。阿玛蒂亚•森该书全面论证的一个发展观是："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自由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比较之下，从阿玛蒂亚•森的角度出发，我们更能清楚政治变革的方向。 还政于民的目的，就是让人（校）民--也就是每一个个人运用这股"促进其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力量。 还需澄清的一点是，这里所说的自由应用，并不包括那种货币自由兑换等暗合"美元民（审）主"的自由。这种自由更多是着重于国民生产力的开发、善用而言。…… （3）关于政治变革的原创思想--个人的不可代表性 但我要指出的是，这是代理人制度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个人--其实也就是人（校）民，也是不可被代表的。 个人的不可代表性，是个人所具有的独特属性之一。它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个人是可以被代表的。无论是他或她所从属的阶层、组织、企业、城市或国家等，都不能代表个人本身；无论是多么伟大、聪明、智慧的人物，无论是他们选出来的代表，还是多么了不起的政（审核）府官员、党派人士、哲人、以及各类专家学者，都不能代表个人。那些代表个人行使权力的代理人，充其量，也只能是有限度地代表个人，但无法从根本上、哪怕是从基本层面上去代表个人。正如个人不能通过一个代理人代替他或她去看电影、听歌曲，再回来告诉他或她，这部电影或歌曲的内容、及其意义，继而由那位代理人指导他或她，该怎样通过这部电影或歌曲来领悟人生、感动人生、规划人生。…… 这里所说的个人，并不是指"一些个人或极少数人"，而是每一个个人；也就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的人。甚至应该说，是指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个人。这种"个人"的称谓，在中国一直以来都被"人（校）民"这一复合名词所指代。也正因为以"人（校）民"代替了、代表了、或视为高度概括了"个人"，因而，造成了群体本位的思维逻辑，以及对个人的蔑视。由此推论而来的，即认为，个人应该为群体牺牲自己，因为"群体（人（校）民）利益高于一切"。--我们最大的束缚就在这里，如果以人（校）民笼统地概括每一个个人的意愿，那么，所有的个人都变成了人（校）民的附庸，而不是人（校）民的一分子。同理，所有群体中的一分子，都将被笼统的群体利益所概括，以致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包括了群体中的所有代表们--诸如国家领导人、专家学者、公职人员等等，都无法发挥其所长。一头是代理人的政治无用功、学术无用功；另一头，则是被代理人的依附性心态、及其循规蹈矩行为而衍生的依附无用功。……（详见：《大同之上》，2008）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之所以未能释放其巨大的生产力和创造力。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个国家的政（审核）府和人（校）民，都未曾认识到，个人的不可替代性，也就是个人的不可代表性。 如同宪法所告诉我们的，所有的政策、发号施令，都源自人（校）民赋予了政策制定者、发号施令者的权力；但本质而言，人（校）民所赋予权力的那些政策制定者，其所制定的政策，往往并不能代表人（校）民--每一个个人本身。而且，与权力相匹配的责任，也是根本绝对化联（校）系起来的，在实践中，责任充其量也是有限责任。譬如，一个因错误政策而导致其辖下企业发生事故造成2亿元损失、50人死亡的市长，充其量所承担的责任就是引咎辞职而已，如果真要将他的责任和死亡人数对等的话，那么，这个市长不仅要赔偿2亿元，而且还应被处死50次，那么，责任才可说是相匹配的。但这显然是瞎掰。这个例子所指出的，就是那些代理了个人（校）权利的人无法承担与其所代理权利相匹配的责任。这是代理人制度（无论是现代的集权制还是民（审）主制）的根本性缺陷。…… 个人的不可代表性，不仅意味着，个人的权利不能被代表，而且意味着，个人的责任也不能被代表或被承担。只有将权、利、责对应于个人，才有可能帮助个人追求的价值最大化。在这种社会管理逻辑中，即便有个人在追求其价值最大化中遭受挫折，他或她没有借口归因于代理人制度，因为他或她是其权、利、责的主代表。…… 提出个人的不可代表性，并不是否定现代文明的代理人制度，而是指出，现代政（审核）府所追求的发展定位应该是：在让个人最大限度地承担其权利责的基础上，发挥其自代理、自组织的意义；而不是追求以完善代理人制度来承担（实为掠夺、垄断）个人（也就是人（校）民）本身所应拥有的权利责。 中国政（审核）府越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就越容易发现、贯彻政（审核）府转型的目标，以及驾驭削权减薪的变革行为。……个人不可代表性的应用，结合眼前的国家危机和政治困境来说：只有让一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人都得到配置权利责的机会，才能让这个社会的潜在而巨大的生产力释放出来。要做到这一点，政（审核）府就要致力构建一个让个人成其为个人的社会体系，而不是致力于一个代表他们去行使权利责的代表体系。 （4）不削权、不减薪，无异于慢性自杀的延续！ 无论是对于精简、削权或减薪，中国政（审核）府的行政官员们比之企业家要仁慈得多、慷慨得多。但他们意识不到的是，他们不过是仁人（校）民之慈，慷人（校）民之慨。 在遭遇危机之后，中国政（审核）府还规劝企业界不要裁员和减薪，然后，媒体也重点宣传了一些宣称现阶段不裁员、不减薪的企业，……但这种不符合市场客观规律的、抓典型式的宣传实际上却成了非典型的自我愚弄。中国政（审核）府此时此刻的这种"单相思"，其潜台词，连带着也为政（审核）府现今公职人员的不裁员、不减薪、乃至加薪提（校）供了"有力"的借口，政（审核）府将此（对公职人员的不裁员和不减薪）视为政（审核）府对自身员工的责任。发改委建立在其"屁（校）股"之上的变革逻辑，根本不曾意识到，这种所谓对公职人员的责任，恰恰是建立于对人（校）民的不负责任的基础上。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审核）府成为了全球金融海啸袭来之后，惟一一个出现公职人员加薪的国家。有趣的是，其它国家公职人员裁员、减薪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内需，而中国竟然提出给公职人员加薪来促进内需的"高论"。结果内需拉动了吗？效果显然相反。…… 在我看来，目前中国政（审核）府对其自设计的应对危机的政策所产生的诸多副作用，所知甚少。当中首要一点是，对加大政（审核）府投入的误解。尽管这种措施对于遏制经济危机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其副作用也是不可小视的--除了带来财政赤字之外，它还会加速公务员阶层的扩张，以及导致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中国此前有三次给公职人员大幅度的加薪，随后便是公职人员的再度大幅扩张，以及通货膨胀的发生。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客观规律！ 以朱（审）镕基政（审核）府时期的加薪为例。朱（审）镕基政（审核）府时期适逢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一头致力于解决金融危机对国内的冲击，另一头致力于大幅度（裁员50％）的精官简政变革；朱（审）镕基政（审核）府采取了加大政（审核）府投入的措施，与此同时，他还宣布将给公职人员发双薪。结果呢？他为自己的精简变革设置了最大的拦路虎--没有人愿意离开薪酬加倍的工作岗位，而更多的人却千万百计想要挤进来，……这是朱（审）镕基政（审核）府时期精简失败的一个致命因素。而其后公职人员的再度膨胀、行政成本的暴涨，以及通胀的尾随而至，这些却不曾被后来的继任政（审核）府所觉察。因而，我们看到这种慢性自杀式的政策一而再地发生。当然，也包括了发改委以给公务员加薪来拉动内需的政策出（校）台这一幕。 像发改委这样作为既得利益阶层而倡导"高薪养廉"者，不外乎以新加坡、香港、瑞典、瑞士等一些廉政建设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奉行了高薪政策，来论证该政策在中国的可行性。但事实上，在一些廉政建设同样好、甚至更好的国家，却没有奉行高薪制。譬如芬兰、英国、佛得角等国。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健全的监督机制，那么，无论如何高薪，也必然是起到"促腐"的作用。我想一再强调的是，对于任何一个缺乏健全监督机制的国家来说，奉行"高薪养廉"必将是一条亡国之路。不仅将会引起新一轮通货膨胀，而且还会助长人（校）民加入公务员行列的愿望，使得公职人员队伍愈发加速膨胀、臃肿，从而加速政体的消亡。……事实所见，中国政（审核）府由朱（审）镕基时期所奉行的相对"高薪养廉"制度，对比其后至今愈演愈烈的贪（审）污腐（审）败行为来看，公职人员的加薪不仅没有起到任何"养廉"之效，反而成了"高薪促腐"、促通胀……如果中国政（审核）府继续这样做，那就等于鼓励了一种已然愈演愈烈的趋势进一步愈演愈烈，那就是：愈是经济不景气，就愈多人想要当公职人员……直至这支公职人员队伍膨胀至灭亡而不悟…… （5）关于削权减薪的幅度 那么，如何对公务员进行削权、减薪和裁员？以多少为宜？我也不知道。但我只知道的是，让公职人员"能源紧缺体验日"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把公职人员的座驾换成电动车才是"玩真的"；在危机发生半年之后，由国家推出"出国、用车、接待开支分别削减20％、15％、10％"等节约财政的政策也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这些措施都没有减少公职人员的实际所得，也没有完全遏制公职人员的扩张，充其量只是减慢了他们的扩张速度而已；而减少公职人员的薪酬，哪怕是10％，还有将公职人员的一些伯乐权力削去，也就是推出一系列还政于民的政策，那才是"玩真的"。…… 今日的公务员在中国意味着什么？--体面的身份地位、富丽堂皇的办公大楼，"高贵的臀部"、没有失业焦虑的终身制、几近没有限制的权力、中产水平的薪酬待遇、还有隐性福利，相对闲适的工作方式，以及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的庇护，……这些都是中国公职人员拥有这些特权的心得体会。那么，要削权减薪，上述都应列作主攻对象。特别是取消公职人员的终身制，"高贵的臀部"，以及对中产水平的薪酬、隐性福利和工作方式的革新，将是削权减薪的重中之重。（《大同之上》，2008） 以"尊贵的臀部"为例。作为定位为"为人（校）民服务"的公仆，却拥有一个"尊贵的臀部"--比喻公车经费高于军费开支、教育和医疗经费，这是一个一直以来都在诟病之中的问题，尽管从98年就展开了试点变革，但事实上，公职人员的"臀部"总是愈变革愈尊贵。4年前，"尊贵的臀部"被媒体浮上了水面，那时候，政（审核）府的官方文件设计了这样的规定：正局级干部，配备奥迪A6，价值在40万-50万；副局级干部，配备帕萨特，价值在20万-30万；处级干部，配备桑塔纳，20万左右。……尽管官员们臀部的面积差别不大，但价（校）格和价值却迥然不同，官做得越大，就越尊贵。（详见：蔡永飞：《公车开支竟超军费："多尊贵的臀部啊！"》，《新快报》，2005-12-8）而今，已经有媒体在讨论政（审核）府每年高达500亿元的采购大单中应否包括奔驰和宝马了。……这样下去，焉有得民心之理？ 要削权减薪，就应从削去这一中国官本位社会的典型特征做起。政（审核）府一头推出对大排量汽车的高税率政策，一头却让自己的官员带来配置那些意味着"高人一等"、而且大耗能的汽车，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相矛盾。领导不是应该起带头作用吗？那就让"臀部平民化"吧。所有正局级的官方用车，改为帕萨特一个档次的汽车，或价值10万－25万元的新能源车好了……只有这样做，人（校）民才会相信，你是"玩真的"！比起"出国、用车、接待开支分别削减20％、15％、10％"等节约财政政策，后者带来的财政节约才可说是"革命性"的，甚至可以用"大解放"来形容。 结合上述的电动车更换、以及逐年增加新能源车比例的措施，将促使行政体系的交通成本耗能降低80％，而每年汽车采购开支也至少可以削减50％（250亿元）以上。……将节省下来的费用，用于医疗、社保体系、科研、乃至下文将论及的新教育体系的构建，以及作为应对各种自然灾难式危机储备，就再不会有什么捉襟见肘的顾虑了……。更重要的是，这样做，不仅得民心，让人（校）民感到真实的平等化；而给予公职人员的，则是一种明确的提示：他们真的是"公仆"，而不是"父母官"。…… 总之，中国必需将财政节约视为关系中国未来的长期战略，而不是只属于2009年的过渡性政策；衡量这些削权减薪政策的成果也不能以经济危机是否消退为指标，而是公职人员队伍是否得到控制。如果公职人员继续膨胀，那么，削权减薪的行动就应继续下去。…… （6）变革从鼓励个人监督公职人员做起 要成功进行有效的精简变革，中国首先走出过去的思路，把变革的权利责和人（校）民--每一个个人联动起来。 中国从2005年开始采取试点试行的、"效果显著"的对国家部门的监督模式--从"内设机构"变为"直接管理"（从"单位内部监督"到"独立机构监督"）应该尽快全面推行。但即便如此也是远远不够的。毕竟，这种变革仍然是"伯乐监督伯乐"的范畴，更谈不上替代以人（校）民监督为核心的"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制度。 但在许多学者看来，建立"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制度还是遥远的事情。但事实上，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而且，比之推（校）广那些所谓的"西方民（审）主选举"、或所谓的"三权分立"或"多权分立"要有效得多。 在我看来，把权力交给人（校）民的最直接、也是最好的方法是，让人（校）民直接参与到那些与他们零距离打交道的公职人员的考评体系中去。让所有与公职人员打交道的公民个体，都给予一个对服务于他或她的公职人员置评的权利和责任，对于那些正在发生的政（审核）府管理问题，将会是立竿见影的。 要做到这一点也不难，首先，至少以省为基点，或以西部、中西部为基点，最好能以中（审）央为基点，设计一个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公民对公职人员的评价系统，这一系统把公职人员的工作评价、乃至监督，具体地由那些和他们零距离接触的公民个体所决定。 当一个人因为办理一件事务，先后和10位公职人员打交道，他就拥有10张评价这些公职人员的"选票"。政（审核）府应该确保每一个个人的评价票都有效，而对于个人来说，对这10位公职人员给予评价，是他必须的权利责范畴；和多少位公职人员打交道，就必须投出多少张评价票，缺一不可。每日、每周、每月、每季、每年，公职人员服务于个人所得到的评价，都将变得清晰，没有暗箱操作，数据是公开的。评价的高低决定了公职人员的升职加薪或减薪辞职--哪一个公职人员评价最低，他就得卷铺盖走人；政（审核）府部门的哪一个工作流程获得公平个体评价最低，它就迫使负责这一工作流程的公职人员第一时间重新设计，否则这个工作流程就面临被撤并的风险；哪一个部门获得的评价度最低，这个部门的公职人员，轻的一部分将面临减薪，而该部门的决策人将面临被免职、被问责和下岗的命运。甚至哪个省或直辖市的总体评价比居当年全国最低，这个省或直辖市的负责人，就得面临降职和下岗的命运。--一个自下而上的"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就这样成形了。（详见：《大同之上》，2008） 设计这样一个软件有多难？只要利用好既有的政（审核）府网络，设计互联就可以了。设计互联要多长时间？以往的失败教训，都是以每个城市、地区为基点，先设计自己的部分，然后，再和省连接，结果发现，各自请来的软件设计公司出发点不一，以致这些分支机构无法连接中（审）央系统。此外，这种做法的另一个不足在于，如果只是以城市、乡镇、村庄为基点的互联，那么评价信息也可能被地方所垄断、隐瞒、作假，使得互联信息无法上达中（审）央。譬如，财政系统的设计就是这样失败的。其实，只要从省以上的基点开始，那么，建起一个全国互联的评价监督网络体系，半年时间足以完成了。 当然，除了以此途径让人（校）民知道自己参与公职人员评价的权利和责任之外，更要鼓励人（校）民（审）主动监督公职人员，如前所述，重赏是一条很好的途径。像湖南省最近推出重赏对贪官污吏的检举者，是一种好方法。我觉得，这不应只是湖南省的政策，而应该把这种政策变成中国政（审核）府行政机制的一部分。…… （7）构建人（校）民对公共政策的辩论机制 我们必须探讨这一课题的原因，主要来自几个方面：其一，这是现代政（审）府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战略；一个不能构建听取有效意见机制的政（审）府，必然会垮台。其二，这也是一项“反洗脑”工程，它具有开启民官之智的效用。其三，这是我们对公职人员进行削权减薪的有效途径，也是构建“小政（审）府，大社会”的必由之路。其四，这是中国人口基数的需要。其五，这是推动政（审）府、社会进行有力变革的最佳途径。…… 今日中国仍然相信，依凭既有的伯乐制度，对于政策推行中所发现的内在问题，由伯乐们自身秘密发现错误、秘密修正，就能促使社会取得进步和发展。……因而，中国现今的法律及其行政体系中，有着许多“系统性隐瞒”机制，这包括了对“不良”新闻和观念的封锁，以及不利于政（审）府官员形象的报道，……诸如此类。此外，也反映于政（审）府对人（校）民的监督远胜于人（校）民对政（审）府的监督。在既有的伯乐体机制中，有着太多的“不准”，这些“不准”不仅在充斥于既有的法律和政策之中，也充斥于大众文化层面的建设上。譬如，在电影界，不准拍摄专门反映文革之类的专题影片；在文化界，不准讨论对马克思学说的质疑；而网络论坛中，则设置数以千计的、比之封建王朝的名讳还要多的敏（校）感词条限制，以防范相关词条有关的言论发表。……政（审）府这样的出发点是好的，政（审）府担心一些别有用心的言论对社会带来破坏性影响。然而，不知不觉地，政（审）府的这种“柳小（校）姐的毛病”（你什么都可以批评我，但就是不可以说我胖。）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愈益恶化。其终究结果，是得不到人（校）民意见的真实反馈。而负责收集反馈意见的，则大多是那些已被“屁（校）股决定了大脑”的学术权威、和刻意逢迎的官方调查机构的调查报告…… 当许多人想要在网络发表自己意见的时候，由于含有所谓的敏（校）感词条而遭到论坛拒绝，结果，政（审）府无法知道人（校）民具体反映其忠实意愿的意见，因为许多的意见在字讳的局限下不得不被扭曲……正如本文的命运，它说到了一些许多敏（校）感词汇而无法直接发表，如果刻意绕过这些所谓的敏（校）感词汇，那么，本文的本意就会大打折扣。当所有人都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互联网就无法发生其下情上达的革命性价值，而政（审）府也永远不会知道人（校）民真正在想什么，这当中，也包括了人（校）民的反感和愤怒……当人们看着新闻、或正看着他们想要关注的内容，突然发现被文宣部插播的公益广告打断，人们通常会感到恼火，他们不会认为这是政（审）府有必要的行动，而通常会觉得政（审）府在刻意隐瞒什么，并会认为这是政（审）府的一种“不见得人的把戏”，一种小气的作风。……长此以往，便是不断积累群众对政（审）府的逆反心理，人（校）民也会把政（审）府的说话当作耳边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会学会了以“狡猾”对抗“狡猾”……社会的这些演变，同样无法准确上达领导层……即便领导人有意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意，但所有的这些民意，都是被经过处理的过滤品，简直就像纯净水一样。如所周知，如果长期饮用纯净水，人体就会失去免疫力；同理，如果长期通过这种过滤过的网络来表达意见或体恤民意，那么，人（校）民和领导人都将成为“白痴”。——人（校）民永远“长不大”，而领导人和政（审）府，也永远无法知道人（校）民的真正心意…… 遗憾的是，这么多年来，在这种一而再的意见反馈失效、失当、失策之中，政（审）府似乎都不曾提炼到一个经验，那就是，试图不经过社会公开的辩论而能自我检讨、自我完善、乃至推动人（校）民和政（审）府的双赢，是根本不可能达成愿望的。 如果有人仍然把它视为“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之一，那才是真正的蛊惑人心。因为，这恰是我们现今所奉行的制度需要改进的地方。 曾经造访中国的德国政治学家、同时也是德国马克思一脉政党——德国民（审）主社会党的领军人物托马斯•迈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伯乐论式的缺陷：“马克思主义相信可以不需要对社会发展及其错误公开的批评，而只通过一个中心来控制整个现代社会，这导致了对进步与发展的自我封闭和公民的异化，这是基本思想上的错误，而不是思想应用上的错误。”托马斯•迈尔并不是能够媲美哈耶克的“先知”，只是他从全球的各种采取类似机制的国家的覆亡中找到了更多确凿的印证。曾经以“系统性隐瞒”的前苏联，以及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像 前国（校）民党执政时期的台湾，都因为这种基于稳定性和国家利益理由而进行的伯乐式管理模式，使得自己最终失去民心…… 当然，也有例外的，不过这个例外也是唯一的。现代社会唯一取得成功的例子，其实只有新加坡。新加坡立国强调其推行的伯乐政治模式，是独立于“资”“社”体系之外的；其所推行的有效政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两点。其一，是一个足够优秀的、能够超越“资”“社”智慧之外的领导人，这保证了他（李光耀）和他所领导的伯乐机构，能够不被西方经济理论所迷惑，而自创一条独特的政治路径。其二，这得益于新加坡的人口基数，这个国家立国时人口只有300多万；李光耀也曾一再指出，新加坡模式没有可效仿性，因为其立国的人口这么少，而且人口素质以文盲居多，如果推行纯粹的西方民（审）主制，其行政成本就难以控制…… 这里需要强调一下人口基数，我认为，这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比例。 中国政（审）府希望把中国变成一个“大新加坡”，但她往往忽略了两个关键点，人口基数是其中之一。做一个不大确切的比喻：过去有学者觉得昆虫的力量非常巨大（譬如蚂蚁能举起比自己重十几倍的重物），如果其体积庞大100倍以上，那么它们的力量就不可思议了。……然而，正如另一些昆虫学者所指出的，即便昆虫体积庞大一百倍，它们也必然无法承受自己的体积而死掉。昆虫之所以有着昆虫的各种优势，与它们自身体积是分不开的。新加坡之所以能成为新加坡，与其自身的人口数量有很大关系。而一个幅员辽阔、而且人口基数260倍于新加坡的大国，其东西南北中，无论气候、人文、地缘均迥然不同，如果不奉行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单寄望于沿袭于“统一”、“大一统”等传统伯乐思想，并不务实。 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从一些优秀企业组织的员工增长变化中找到一些启发性。譬如，松下幸之助就曾经这样总结他的管理之道：“当员工100人时，我必须站在员工的最前面，身先士卒，发号施令；当员工增至1000人时，我必须站在员工的中间，恳求员工鼎力相助；当员工达到1万人时，我只有站在员工的后面，心存感激即可；如果员工增到5万到10万时，除了心存感激还不够，必须双手合十，以拜佛的虔诚之心来领导他们。”松下幸之助的话也可以这样理解：企业组织的成员越多，组织领导者的角色定位就越趋于从“伯乐”向“公仆”的转移，这将更有利于组织的发展。将企业组织的这一理念，对应于国家这一组织而言，也许更有启发性。…… 另一个被忽略之关键点是，尽管新加坡推行权威主义，但这种权威主义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自上而下式的，而是建基于自下而上的结构之上的。换言之，新加坡推行的权威主义是受到民（审）主和宪（校）政框架制约的。尽管新加坡目前的选举并不是很公正，但不管怎样，它在形式上还是多党制，党还是要靠打“选战”，最终要靠多数人（校）民的投票支持才能执政。党不能强迫人（校）民投票，而只能靠讨好人（校）民、取信于人（校）民才能执政。正是这一点，是新加坡人（校）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并被人（校）民和国际社会承认其合法性的基础。再者，即便是这样的建基于自下而上的伯乐政（审）府，由政（审）府父母式全权管理的结果，让人们产生了非常大的依赖感，社会活力有僵化的危险，欠缺创新精神和能力，这也是导致新加坡学术非常落后的深层原因，虽然政（审）府加大投入力度，但在科技上一直没有什么竞争力，以至于产业向高科技进军屡屡受挫而不得不批准开设赌场以获利。（详见：郭宇宽：《被误读与忽略的新加坡经验——专访蔡定剑》，《南风窗》，2006年第5期。）新加坡这一繁荣背后的危机，倒和今日中国的文科教现状非常相似。然而，缺乏思想创新，对一个不到500万人口的国家（新加坡）或可如此，但对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和民族又意味着什么？！……（大同之上，2008） 由此看来，那种认为“人数越多，越需要以‘大一统’之思想来维持其稳定性”的观点，应该休矣。这种观点实在与我们现今所身处这个时代的最大特征——以动态、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变化、创造性等主旋律——背道而驰。 而我们之所以一而再地陷入西方“上战伐心”的陷阱之中，从更深层面剖析，是源于这个民族多年来沉浸在承袭而来的“世界的中心”的自我意识，并将这种不真实的自我意识贯彻于伯乐思想、及追求“大一统”思想以范围天下的大同精神。……而至今仍在持续的是，恰恰是这种不真实的自我意识和从未落实过的大同精神，成为了支撑这个民族发展的“源动力”…… 如果我们要脚踏实地地走出西方的“伐心”陷阱，要让人（校）民更好地发挥其监督政（审）府的权利，我们就必须从更多渠道启动社会自下而上的力量。总之，我们不能因为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和“网（审）特”们的存在，而使得国民失去成长的机会和空间；也只有一个政（审）府认识到伯乐的局限性、和公仆的定位，并深刻认识到，如果只有经济和技术之进步，而没有社会之进步，那么，这个社会终究是要为危机吞噬的。因此，构建有效的获得人（校）民信息反馈的机制，并维持这一机制的健全运行，是政（审）府必不可少的政务之一。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政（审）府可以考虑赫德森的建议，即让人（校）民长期接受公共政策辩论的训练，以及探讨如何激发人（校）民发挥其创造性，并使之构建成一项基本的长期发展战略。要贯彻这一建议，政（审）府就要考虑多创建一些平台，让以往一般只允许知识精英（专家学者）参与辩论的问题，让平民也参与进来。譬如，像香港的“城市论坛”节目一样，每星期让专家和平民通过就一些公共政策进行公开辩论，并通过电视直播。…… 如果以“中国缺乏这样做的民族传统性”为由拒绝这一建议，那么，回想一下当年的“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我们就能捅破这种借口。齐威王尚且能认知，收集民意，需要百无禁忌，而且能够做到闻过即改，让人（校）民到了“想要提意见也提不出意见”的程度……为什么今日的中国政（审）府却不能做到呢？在我看来，这不是做不到，而是想不到。事实上，像齐威王、唐太宗时期所创建的纳谏传统，才是我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髓所在！而我们也完全可以让这一传统复活过来…… 至于其它的，诸如开放电影的题材限制、建立讨论多时而未曾行动的电影年龄制，开放文化界的多元讨论，开放网络论坛的公开讨论，撤走那些公益广告和剪接，这些举措，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气度表现，而且也是一种更为本质的思想解放。…… 当然，这样做，确实存在着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和“网（审）特”们兴波逐浪的风险，但比起人（校）民在长期的参与公共政策的辩论中所获得的成长，以及在政（审）府和人（校）民之间完成良好的信任和信息互动，这些波浪，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 3. 构建创新之基--创建个人主导式教育体系 前文所述的建议中，有四大难题，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三大难题是：为非既得利益阶层构建系统的支持、发展平台；构建社会公平、正义体系；拉动内需；思想（知识）创新。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四大难题，就是本节的论述重点，也是本文的重中之重！ （1）中华民族--不创新，就消亡！ 许知远作《醒来》（2009.3），以其独特的触觉回顾中国过去了110年的所走的风雨路，意谓中国已经从过去的愚昧中渐渐清醒起来了…… 然而，在我看来，即便是过去风云激荡的一百多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所上演的每一轮突破和所谓的创新，一直都始于外来因素的复制居多；从孙中山、毛（审）泽东、邓（审）小平到当下，中国似乎总是从别人的创造中寻求自己的新生，而不是来自于自我创造。 如果一个民族不懂得创新--特别是思想领域的创新，只是一味的引进、复制、借鉴和抄袭西方，在迷失之后又想重弹旧调，却美其名曰"传统精华与现代精华相结合"以自欺……那么，"醒来"终究也只是从一个梦境走进另一个梦境而已。 事实上，中华人（校）民共和国这个国度，从其执政党创建之始，就是模仿之物。譬如，如果没有俄国革命的成功，就没有中国共（审）产党的诞生；如果没有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就没有中国的市场经济；……这一切都是抄袭和借鉴的成果。 然而，没有自己的知识，没有自己的思想，中国是不可能真正崛起的。纵使解决了人（校）民的温饱，解决了能源和资源危机问题，解决了军事威胁等问题，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你没有可以影响世界的思想，没有属于自己的知识。这意味着，你只能走别人的路。一个用着别人的思想来解决自身问题的国家，还自称是"走自己的路"的国家，有什么资格称雄世界，有什么资格说"大国崛起"？！正如著名政治家、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播影响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今日中国在奥（校）运会所创造的辉煌成就，其实是依赖于"全民体制"、以牺牲大多数运动员的学习生涯及未来职业生涯代价来换取的；在《中国不高兴》等书中一再强调的中国军事实力，尽管没有前苏联的强大，却也足以自保、甚至足以构成对美国军事势力的威慑。但是，今日中国的经济、文化、思想的发展，却牢牢受制于人，政制变革的连续失败，意味着行政运营成本和效率低下，……这种模式的体（校）育强盛、军事实力强盛，能否带来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看看曾经具备了这些因素的前苏联，答（校）案便了然了。 为什么我们走别人的路，还以为走自己的路呢？ 这得"感谢"国内那些告诉人（校）民"我们正在走自己的路"的专家学者--没有创新能力的人，要掩饰自己缺乏创新能力的最佳做法，就是把自己演绎成为某种既有理论的忠实拥护者，甚至把这种理论视为终极真理；并借助解释、注释、著述这些创新者的学说来达致求存、乃至加官晋爵的目的。这就像那些没有独立能力的人的生存法则一样：找一个可依赖、寄生的对象，并从这种依赖、寄生中找寻所谓的"自我实现"。…… 说白了，这么多年来，我们所呼唤和实践的创新，不过是名词创新而已。诸如"宏观调控"、"刚性需求"等等，我们正是在这种新名词的诱导之下感受到"创新"气息的。但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创造出真正的思想！ 要知道，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界格局，不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而是一个美国意欲以其"唯一文明"征服全球的时代--世上还没有几个有资源的国家，是不曾遭受过美国暗算的。中国想要置身事外，天方夜谭！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的人力资源一直都在美国的算计之中。因为你没有发展思想的原创性，那么，让你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同一个市场，使得你们竞相降价，竞相自贬身价、自我剥削……而作为游戏规则的设计者--美国，始终是渔人得利的角色。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知识，那么，你有再大的自信心，你有再多的勇气，你有再多的无私奉献精神，……都不能摆脱被算计、耍弄的命运。 抄袭、借鉴的最美说法、或者说最具战略性的说法就是"跟进"，然而，这样的"跟进"使我想起一位专家的质疑："在马拉松比赛中，追随者是相对省力的。但追随者的目的是最后一刻发力超越。我们有这个实力吗？……"过去至今的实践，都只证明这位专家所担心之确凿，"每当我们发力之时，我们忽然发现领跑者已经站在了更领先的地方。我们还能追得上吗？"…… 看看今日中国寻求海外拓展的模式，包括购买世界各国的土地和资源，说到底，这也是一种资本性的扩张（资本主（审）义的产物之一）……如果没有创新，这种海外扩张到最后，还是会演变成为另一种资本主（审）义国家的模样，到头来，中国将不得不"持剑经商"，继而与世界各国触发深层的利益冲突。…… 如前所述，遏制我们民族之创造性的，恰恰是我们认为找到了那种被学术领袖或政治领袖们视为能"指引我们前进的启明星思想"（伯乐思想）之时--换句话说，每当我们把一种思想定格为"范围一世人心"的范式之时，这种思想在不到若干年之内就会陷入僵化和教条主（审）义当中，失去其本来的意义……孔子学说是这样，马克思学说也是这样，今日的GDP理论、宏观调控论、市场经济学说、还有"科学发展观"都是这样。…… 再看看今日学界的各种呼吁，无论是赵启正的"消除文化赤字"（ 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论，郎咸平的"产业链高效整合"论，还是宋鸿兵的"缓称王"论，说到底，都得依靠知识和思想的创新作为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创新为基础，那么，"文化赤字"永远都是"文化赤字"，产业链也难以高效整合起来，"缓称王"也只能"缓无可缓"了。…… 综上所述，如果中国再不创新，就只能消亡了！ （2）创新之基--创建个人主导式教育体系 鉴于精简篇幅的需要，我跳过更多的讨论，直接探讨一个我们最终面对的本源难题：教育。 当众多有识之士，从追溯上述危机本源，乃至发现了最终的答（校）案--即教育之时，他们往往认为这是出路所在；然而事实上，这个"最终的答案"几乎等同于绝路。 我相信许多有识之士和我的看法相同：只有教育，而不是政治或其它，能够带来那种我们所乐见的、具有质变意义的创新。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上述四大难题的途径所在。但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如果教育本身陷入重重危机之中，或是教育被政治或经济所操控，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譬如，对于既有人口结构的资源增值--除了教育存在可能之外，别无他途；至于拉动内需，教育也是唯一可能的原动力；乃至国家竞争优势的构建，既有政治危机的突破，以及既有教育事业本身的变革，都得依赖于与教育相关的创新。可以说，教育是造成这一切危机的根源，也是解开这些危机的钥匙。遗憾的是，我们现今指望的，是一种被政治和经济操控着的教育系统来解决危机。…… 绝路的意味，还不仅是因为中国所构建的教育体系处于"完败"之中，而且除了中国的教育，就连中国意欲效仿的那些世界强国、乃至全球的教育都陷于危机之中……今日的全球经济危机，我们也可以视为全球教育危机…… 如前所述，中国教育确实是问题根本所在。但关键是，无论这个教育体系如何变革，它都是死路一条。 要解决中国教育目前的各种危机，即根治中国教育事业所衍生的因循守旧和学术腐（审）败，在30年前或许还有可能，现在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始作俑者，应归因于政（审核）府自以为高明的伯乐教育体制的保留，以及由此互动而愈演愈烈的官僚腐（审）败；再者，看看中国教育近二十几年来的"跟进"模式，无论怎样的改革，无非都是要加钱，而不是减钱；因为你所引进的各种教育理论是发达国家首创，你没有创新，就只能按照别人的脚步走路；无论是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还是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的导入，无论是教学设施的添加，还是远程教育网络的设计，几乎全部都是以美国为马首是瞻的跟进模式，……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军备竞赛"而已。…… 尽管这些年来，关于教育变革的著作汗牛充栋；每逢人大、政协会议，我们也都能看到许多代表、教育学者们呈上成百上千的教育变革提案；但这些都只能是无用功，而且也难有作为。像国务院和教育部这样的国家机构也只能继续陷于无止境的失控状态中。他们所遭遇的窘困，正如最近一条教育新闻标题那样--"不改革，挨骂；改革了，挨批。"…… 还是那位逃离大学的教授陈丹青比较聪明，对于中国现今教育体系的症结，他说了一句比所有国内学者都要精确的话"（教育的）问题出在所有地方，但在所有地方又看不到问题，找不到责任，没有人负责任，但所有人又都有责任。" 当这一教育体系已经路径锁定为一个与既有社会利益系统盘根错节、而且庞大至"问题和责任都看不到"的境地，又能从何变革呢？显然，"骂"和"批"远比变革的操作者们"风凉"多了…… 稍微懂得一些教育学的人都知道，现代教育范式是社会既有结构的复制；既得利益阶层总是利用各种资源占有更好的教育资源，由此导致无论中国教育如何变革，都不能摆脱既得利益阶层占据最佳教育资源的趋势。换言之，我们也可以由中国贫富差距的难度来推知变革这个教育体系的难度：中国贫富差距有多大，中国教育的等级就有多深…… 具体地说，现代教育体系从头到脚，从身体、内脏、骨骼、乃至细胞都在病变中，无论是它的基本运营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以及教育定位、教育课程的设计体制、知识的设计体系、教育政策设计制度等方面，还是具体到师生之间的零距离接触中的交流模式、谈话形式、教学技巧、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存在重大的缺陷和天生残疾。 看看当前众多学者的改革思路，无不局限于教育学、经济学及人力资源学的既有认知，即致力于政（审核）府和市场之间的教育资源的平衡重建。毕竟，现今世界上关于教育体制的范式，不外乎两个，一个是政（审核）府主导式教育体系，即以政（审核）府为主，市场为辅的教育体系；一个是市场主导式教育体系，也就是以市场需求为主导，以政（审核）府协调为辅的教育体系。 而中国教育体系，基本上都属于政（审核）府主导的范畴。因而，许多学者提出的未来发展路向，便是市场主导式教育体系发展，尽管他们也知道，市场主导式教育体系也有着众多的缺陷。…… 现在，我提出这两个范式之外的一条路径--独立于既有的教育体系及其范式之外，创建个人主导式教育体系。而且，这是一个成本相当于既有教育体系的几十分之一、乃至百分之一的教育体系。还是一个全新至无论在教育定位、基本运营、行政管理、学校内部管理、知识的设计体系、教育课程的设计、教育政策设计等，乃至是具体到师生之间的交流、谈话、教学技巧和思维方式等方面都迥然不同的教育体系。 如前所述，要打破既有教育的桎梏，同时也为了应对当下的各种危机，一个多快好省的做法，就是在尽快的时间内，以既有教育事业的补充形式，独立性地创建一个个人主导式教育体系。它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帮助个人成其为个人。即便当个人遭遇危机之时，这一教育体系能够为其提（校）供必要的知识和资讯，这就等于为个人提（校）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现代教育体系所无力承担的任务，个人主导式教育体系能够轻易完成。 其实，只要我们把焦点放在个人身上，而不是政（审核）府或市场，那么，问题的解决将变得异常通透和简单--当一个教育实体跳出政（审核）府或市场的需求视界，转而与个人的实质需求契合，那么，即便是这个人只获得了10年、哪怕是2、3年的教育，那么，他或她所获得的知识的致用性，及其可能因此而脱胎换骨的变化，是既有教育范式所无法做得到的。个人主导式教育显然迥然不同于既有的、与社会脱节的教育范式，而是个人自发、自我需求、自我认识而主动选择、甚或自设计的教育，用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的话说，就是认识自己，通过不断的学习来认识认识不完的自己。通过一生学习而换取自我认知的终身教育。……（详见：《大同之上》，2008） 稍微解释一下，个人主导式教育体系对上述四大难题的关系： 前文提及的第2点建议"为非既得利益阶层构建系统的支持、发展平台"，其中最为重要的关键，就是为那些为充分就业者、非既得利益阶层创建一种可持续帮助他们增强其竞争力的机制，而从教育出发，而且是从创建个人主导式教育体系出发，是唯一的、也是最具可行性的通道。 对于拉动内需来说，依靠伯乐式政（审核）府，工作岗位是难以长久创造出来的；工作岗位的可持续的开发和创造，来自于政（审核）府之外的力量--市场，准确的说，来自未曾形成垄断的健全市场；更准确的说，是来自构成市场（社会）的每一个个人是否都有参与竞争的机会。…… 如何给予每一个个人，那就是保障他们获得足够的教育的机会。而中国现代教育体系只能保障他们获得9年义务教育而已，9年之后的教育，除了学习费用暴增之外，还陷入低劣的复制、抄袭之中，而且还得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局。这样的教育体系无论怎么加大投入，只会导致内需的"内分泌"更加失调……相反，定位于个人，而且运营成本低至即便是一无所有者也能承担得起的个人主导式教育体系，是打破这一困局的唯一通道。 对于一个社会公平、正义体系的构建，既有的教育体系只能扮演一个破坏者的角色。这样的教育，投入越多，不一定意味着监狱的减少，反而更可能带来战争和人祸不断。看看发动二战的元凶--德国和日本，它们所接受的高尚教育使得它们有了发动战争的理由……这一点，爱因斯坦、克里希那穆提、伯特兰•罗素等人都已有精辟的剖析。如前所述，我们也无法指望对通过变革这个"看不见问题、责任"的教育实体来达到这一目的。此外，我们也不可能仅靠重赏、惩罚性赔偿等法律手段，来维持一个社会动态的公平和正义体系……要使这种动态的公平和正义体系得以不断地健全发展，有赖于其构成之根基--人（校）民（也就是每一个个人）需要掌握更多的技巧和知识，来发挥其无可替代的角色力量。这种角色力量不可能经由一种伯乐式教育来获得，而必须经由人（校）民自身的努力而收获。唯有个人主导式教育体系的构建，为个人提（校）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也只有通过这样的平台创建、构建，才能帮助个人（也就是人（校）民）提（校）供终身延续的知识传递，这些知识传递不是为了灌输新观念，而是为了"点燃火焰"。…… 又如当前的人口红利终结问题。如果我们在未来20～30年内，不能在人口红利上有所得益（由于奉行计划生育政策近30年，由此导致相应的人口负债20～30年即将到来，即便现今放开人口控制政策，这20～30年的缺口也必然无法避免。），那么至少，我们应该想方设法提升既有人口的竞争力。要做到这一点，真正的、唯一的的解决之道，也只能是创建个人主导式教育体系，并使之首先定位于帮助那些未充分就业的、或正在被削弱、或失去竞争力的个人。也只有个导系统的构建，才有可能弥补先前中国人口政策的不足，并根治未富先老的问题。继而在具体的构建中，整合新的人口政策。…… 至于创新体系的构建，引入论文监督软件，虽然可以遏制学术造假，但未必就能立即带来创新，特别是思想领域的创新，因为既有教育的伯乐机制依然存在。即便构建了让个人参与公共政策辩论的机制，以一些先行国家的经验来看，其所起到的激发创造性的效用，比之发挥对公权力的制约要少。而个导系统的创建，则为个人参与社会事务提（校）供了源源不断的知识传递；对于个人主导式教育体系来说，这是一个根除了伯乐意识，以“无知之知”和“个人”为基础的教育体系。其赋予个人创新和天马行空的创造性，为个人与社会的互动提（校）供了最好的导引，同时，也为个人的生产力开发提（校）供了最佳的土壤。……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能够在10年之内，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个人主导式教育体系，那么，我们不仅能够找到并落实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甚至可以预言：只需再花10年时间，我们就能看到，什么是"全民的成熟"。中国就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超越各种地缘政治逻辑的束缚，造福于整个世界！再花20（审）年时间，中国就能走完原本计划100年才能完成的路。而且可以走得更好！ 关于个人主导式教育体系的具体问题，我不想在这里公开讨论，在我看来，这牵涉到国家战略--任何一个国家，如果率先创建个人主导式教育体系，它就能迅速跑到世界的前头。……我真的不希望我的这一构想，首先被美国或印度等国家率先应用，而最后，才轮到中国…… 在半年前，我已经将我的建议向国家和企业界推介这一体系，音讯却如石沉大海，深以为憾！ 结语 很喜欢赫胥黎的这句话："即使是最好的烹饪书也根本不能替代即使是最差的饭菜。" 孔子也好，马克思也罢，即便是再好的制度框架，最理想的法律条文，其实都只是一本烹饪书而已，再好，也不能代替人（校）民自己的思考、行动和决策。如果以此代替人（校）民去思想，就使得人（校）民永远也不会有自己的思想；如果以此代替了政（审核）府去思想，就使得政（审核）府永远也无法产出真正的思想。…… 现在，就不要再相信西方抛来的"Chimerica"、"G2"这样的迷幻药了，也不要再自说"30年之后中国会怎样好怎样好"的话了！诸如"30年之后完成政制改革"、"中国30年后经济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的龙头"云云，要知道，这样的"云话"，在前苏联灭亡的前几年不知凡几地出现过了……危机就在当下！ 对此，反思、重审我们现今至未来5年之内的相关决策和战略；兢兢业业地经营好眼前这关乎我中华民族命运的5年，比什么都重要！！ 这篇文章从3月17日开始动笔，至今方大致陈述完毕。实在是言犹未了，只是对于眼前时事，实在不敢再拖，畅所欲思，力求尽好一名公民的责任……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得见我的呼唤，但我总要尝试全力呼吁！ 同时也谨以此文，与天下的有识之士互联，希望它能为我中华民族之经世致用助一臂之力！…… [完] 查看：原文 我们的出路 II6. 卸下房地产的"重负" 现今关于房地产的后续走势，业界人士莫衷一是。大致分为：乐观派、无奈派和谨慎派。一方面，有不少地产商纷纷预测楼市将"重拾升势，反转可期。"当中的佼佼者，首富李嘉诚在今年4月份更公开表示，"现在是买楼买房的最好时机"。而另一头，审慎派的中国地产巨头--王石在采访中抛出"后拐点时代"论。一些中（审）央智囊人物（如魏杰）也认为"目前楼市仍然偏高"。…… 另一头，从2007年到现今，中国政（审核）府的房地产政策陷入"寒热往来，攻补失据"之中，任志强倒说了一句比较中肯的话"政（审核）府在用短期政策决定一个长期消费品的预期。" 与其说，这些政策是政（审核）府的一种长期性战略，不如说，是政（审核）府在其各种利益关系判断及权衡中把持不定的综合症。…… 此外，还有一种论调，就是担心市场存在通胀压力而导致的货币贬值和房价继续上涨的可能，因而，选择入楼市作为"防御性"投资；支持这种论调的还有香港的一些分析师，他们认为，美元很有可能大幅贬值，那么，以绑定汇率应对的中国人（校）民币也会因此而发行大量货币以求相应的贬值，这必然会导致通胀，而不是通缩。因而，买入房地产或黄金是保值之道。…… 上述这些观点，其实可以休矣。中国要想走出经济危机，不放手房地产，或者说，不懂得如何放手房地产，是不可能如愿的。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是否放手房地产，将关乎这个国家的存亡。 必须挑明一点，美国为了构筑其霸权，在全球大演神乎其技的合纵连环术，将世界各国玩弄于股掌之间，乃至逐个击破，几乎无不得心应手。然而在此顺风顺水之际，造成其后院起火、继而祸及全球的，竟然是自己曾引以为豪的房地产。类似的日本也是。 美国和日本，这两个经济执世界之牛耳的国家，是花费了巨大代价才看破了自己也曾信以为真的"房地产神话"，如今，它们正期待发现中国更多的弱点，以便群而攻之。如果它们看到中国今天的房地产情况已经比它们楼市高峰崩（审）盘前更糟糕，而中国房产赖以为支撑基础的制造业和知识经济业含金量日渐短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竟然还想再助楼市一把，让其回暖、升温，或是让中国地产商重新大展圈地之能。……那么，美国、日本以及那些刚刚获得惨痛经验的国际金融炒家们，还有欧洲、世界各国的热钱，是无论如何不会错过这一机会的！！再说，要看出这一点有多难？数据是明摆着的，美、日在房地产大崩（审）盘之前，其房地产所占GDP比重分别是：6.2％、5.5％，而中国在2007年为10.13％，甚至比美、日在各自历史上工业化人口潮所导致曾出现过的房地产占GDP的最高值（美国在1950年达致6.98％，日本在70年代中期达致8％左右，其时美、日两国人口出生率各处在其历史最高位。）还要高得多，而且这种增长趋势也与中国人口出生率背道而驰。而现今中国楼市意图在2008年的"小幅调整"之后，大有重返、甚至超越10.13％之势，……对于美、日和国际金融炒家而言，这样明显的、扭曲越拉越大的经济漏洞，不狙击、不"剪羊毛"还真的是对不起自己！届时，就像对付俄罗斯那样，只需几年时间，他们就能将中国打回到解放前去！ 即便是美元突然大幅贬值，中国有没有跟随贬值的勇气（更准确地说，是勇气的技巧）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不仅要面对其推行"积极财政和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尽管滞后但必然会到来的通胀压力，还有国际金融炒家、美国刻意营造并已逐渐凸显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中国根本缺乏像美国那样的驾驭通胀的管理人才和经验。对通缩更是如此。如果中国真如张庭宾所说的那样作针对美元贬值而相应贬值，那么，由此造成的双重通胀重压之下，再增加一个更为强大的通胀源，稍一不慎，便有可能重演俄罗斯使用"休克疗法"一幕，那就是：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将消失，而那些农民工将会大量的流离失所，中国竟然在未富先老危机未终极爆发之前就重返第三世界，为即将成为郎咸平所说的"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做好了准备。…… 最后，还要说一说李嘉诚的观点。李嘉诚的成功经验，便是他能在每次楼市处于低谷之时，总能保持乐观心态，并每每展现出抄底成功的眼光，令人赞赏。一如巴菲特过去几十年来对股市的眼光那样精准，几乎未尝一败。然而，我觉得，李嘉诚和巴菲特都一样，他们经历过十年一遇、或几十年一遇的经济危机，但这次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他们都没有经历过；所以，巴菲特在2008年的过早出手导致了他自己以及听了他话的人们的"损手烂脚"，而现在的李嘉诚，也可能摔倒其中了。……作为世界第一流的专家，其最容易误导他人、误导苍生的时候，往往是在他们面对自己都不曾经历过的新形势下，依凭过往的成功经验而高估自己的判断力之时。 上述讨论显然有点黑色幽默的成分。但我想要说的是，中国官员应该承认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房地产是中国采取宏观调控政策的失败之作。他们还必须认识到，房地产的兴衰与经济并无必然的联（校）系。 对于现今的中国，是时候终结利用房地产来增加政（审核）府收入、推动GDP增长的"被洗脑"模式了。尽管如今有不少人期待楼市在一些城市出现的"小阳春"能够继续上扬，但他们似乎都看不到楼市在今年所面临的"最后的晚餐"的意味！ 一个已经从人口高峰期不断下滑多时、也没有优秀的制造业和科技产业支撑的中国房地产业，还能怎么升呢？或正如国家统计数据显示的，在今年一季度国内新增信贷4.58万亿元中，流向实体经济的只有很少一部分，大部分信贷资金都流向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资料来源：《羊城晚报》，2009-6-16.）那些眼中只懂得把房地产、GDP和他们的政途联（校）系起来的行政官员，被"楼市兴，经济兴"论所迷惑，以致天量的银行贷款流向资产市场，而楼市之热，一如既往地没有向其他行业传导，反而成为吸取其他实体经济资金的"黑洞"……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政（审核）府还真的以为目前的"房地产过热"和以往的"房地产过热"一样吗？不，这一次的房地产过热，不仅已经"绑架"了国家经济，而且也开始将中国政（审核）府的命运搭上了！--讽刺的是，这是中国政（审核）府作茧自缚的结果。 面对房地产对整个国家经济的"绑架"，面对可能爆发的中国式次贷危机，面对美国和国际金融炒家、热钱对楼价和股市的哄抬、煽动乃至伺机狙击，中国必须在尽快短的时间之内--将房地产所占GDP的比重回落至5％的幅度或以下，将钢筋水泥的投入比重从55％降至一个发展健全国家的应有比重10％～20％，并将多出的投入放到重建的制造业、新能源、教育、医疗、保障以及对新市场的开发和创造之上。中国能否做到这一点，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是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存亡问题了！ 认清那些发出的"楼市兴，中国兴"的真面目吧！--发出这类话语的人，如果不是地产商的代言人、谋求以房地产救（审）市（拉动GDP）的地方官员、官（审）商勾（审）结者、被洗脑或平庸无能的专家学者，往往就是美欧日、热钱和国际金融炒家的代言人。 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要靠一个根本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房地产来带领，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笑话！历史的图卷是，发展房地产会使一个国家诞生若干个亿万富翁，但从来不会使得一个国家真正富裕起来。就连美国、日本也不曾例外，何况中国？！ 中国必须认识到，GDP的欺骗性、不真实性，依靠发展房地产来拉动GDP过量，也足以毁灭一个国家。正如曹建海所预言的"依靠房地产的经济，最终只能走向不归之路。日本、美国已经演示给中国了，中国经济在房地产的带领下还能走多远，……在我看来，这个结局绝对不可能比日本、美国得到的好！" 那些地方政（审核）府，应该重新厘清其行政收入中，土地出让金收入和房产税收收入所应占的合理比例。一直以来，政（审核）府都是以推出土地的多寡来操纵房地产的价（校）格。（尽管国土资源部日前一再宣称"地价房价比约为23％-26％"，以解释地价非房产上升的主要原因，但政（审核）府显然忽视了地价作为房地产项目起步阶段的杠杆效应作用。我们可以以没有土地出让金概念的"小产权房"来作对比，"小产权房"的价（校）格，一般仅是同地区商品房价（校）格的1/3甚至更低。从这个对比中，我们也能看得到，既有的土地出让金机制对房价的内在推动性。）他们斤斤计较于这样一盘帐：卖出10块土地，"供不应求"，每块可收入2000万；而卖出20块土地，"供大于求"，每块就只能卖出1000万；这样土地出让收入还是一样，土地储备却减少了……政（审核）府的这盘帐，是中国房地产的另一症结所在，政（审核）府始终是考虑政（审核）府自身利益，而不是考虑市场、人（校）民的利益。事实上，政（审核）府的这种利益和人（校）民的利益是对立的，也根本没有平衡点可言。政（审核）府应考虑将土地出让金收入和房产税收入从政（审核）府预算中独立出来，不要使之成为房地产泡沫的始作俑者。 更重要的是，建立以就业率为行政官员政绩评价标准的体系，是比较根本的解决之道。这将促使行政官员必须把重点放在创造市场、创造就业率之上，而不是GDP之上。如果他们认识到，继续支持房地产业，那么，失业率就会加剧，甚至危害到地方建设的健全发展，他们很容易就会改弦易辙。至于由此导致减少的行政收入，政（审核）府完全可以通过新能源车的更换、以及政制变革（如精简公职人员队伍）等手段而加以弥补。…… 要达到上述目标，赫德森当年给予普京的建议也极为值得中国借鉴。 在这方面，赫德森指出，向土地、地下资源和公共服务垄断权征收租金和资源税。赫德森认为，几乎在所有国家资源、地产和垄断的公共服务都占一国财富的大部分，如果对其征税将持续为一国的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等公共福利提（校）供大量财政支持。而且可以减少一国创造性的工商业的负担。因此他认为，能否对其征收租金税和资源税，是一国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资产阶级革命的核心是平均地权，打破地主阶级对地租的垄断，为工业资本的大发展创造条件。而那些不能完成土地革命的国家，往往在工业发展上停滞不前。今天，能否征收房地产物业税和资源税以及垄断的公共服务部门的租金税也将决定一国产业能否健康发展，决定一国民生能否得到基本保障。普京正是接受了这一观点，才使俄罗斯转危为安，转乱为治的。（详见：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P17－18。） 显然，没有拖延资本的中国，必须采取相关行动了！看看最近有关物业税的讨论，发现有不少学者、甚至连地产商也普遍支持物业税的推出。然而，中国要卸下房地产的"重负"，何必在物业税上做文章呢？只要把2008年至今的各种救房市的上百项政策全部撤销掉就可以了。 何况中国的房地产并非真正的私有化，而只是70年的租赁。正如时寒冰所说的"现在的商品房都由开发商一次性缴纳了70年的土地出让金，这些土地出让金被纳入房价后又转嫁到了购房者身上，而物业税的作用之一就是把土地出让金由一次性（审）交纳分摊成未来若干年分别缴纳。既然购房人已经一次性缴纳了70年的出地出让金，如果把这部分民众已经缴纳过的土地出让金转化到物业税中，就会出现重复征税，加重民众的负担。……（这样）开征的物业税，不仅不能抑制炒房，由于70年的土地出让金被纳入到物业税中，逐年征收，炒房者反而能够以小博大，用少量的资金炒更多的房，因为房屋的绝对值减小了。炒房者只是为了低买高卖，而不是长期持有，一般几年就出手了，物业税对投机的抑制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又或如物业税的首倡者亨利•乔治所强调的，"物业税是负担最轻的税。"主张开征物业税的赫德森在亨利•乔治的理论基础上指出："政（审核）府每征收100万美元的物业资产增值税，它就会减少征收相等数量的劳动和商业所得税以及社会保障税。这样，政（审核）府并没有用计划干涉企业，而是使企业减少了负担。"（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P417。）进一步说，即便开征物业税的各种基础条件具备了，但如果物业税不能成为"负担最轻的税"的定位；或其对象只是每一个房产拥有者，而不是侧重于对空置房、非自住房产的征税，那么，这种物业税除了导致又一批官僚机构膨胀、房管蛀虫倍增之外，不会对房地产市场的调剂有任何裨益。而"政在节财"的理念则进一步遭到损害。…… 对于赫德森给予俄罗斯的建议，中国反而应反省的是，那些真正被私有化的众多资源。因为中国当前的问题是，没有被私有化的资源行业，赢利的企业往往没有向人（校）民分红，却向国外股东分红不少；不赢利的企业虽然为国民提（校）供了廉价的服务，但是主要服务还是被沿海外资企业所利用，后者还拉抬了资源价（校）格，使中国国民由此得到的益处并不大。……（参见：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P17－18。）我想，在这一环节上，才是中国制定相关对策的侧重点。…… 7. 关于股市、黄金、粮食 在我看来，在几乎所有数据都不曾显示经济好转的情况下，2009年的全球股市上升，包括金砖四国的股市上升，特别是最近几个月的股市上升，炒作的概念主要是奥巴马。 很多人都把奥巴马比作当年把美国从大萧条中拯救出来的罗斯福。但很少人会注意到，罗斯福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发生4年之后接掌美国经济的，也就是在经济大萧条充分爆发后才执政的，而奥巴马在危机爆发还不到两周年就走马上任了。显然，奥巴马所接管的烂摊子比当年罗斯福要糟糕得多，而且危机的更深层可能还未曾完全显露出来，因而，尽管奥巴马以一股"无畏的希望"展开对美国的大手术……但到目前为止，美国失业率依然上升，财政赤字继续暴增，底特律汽车三巨头不破产也破产了，而美国商业银行面对越来越大的窘困，或如宋鸿兵等人所预测的，在今年9、10月爆发更深层的金融海啸……无论怎么看，至少在未来3、5年内，美国人很难走出越来越穷的泥沼。…… 不仅是中国制造业，还有世界各国的制造业，仍然指望着美国人购买力回升，来解救它们的产能过剩。但如果上述情况属实，那么，中国除了自救，别无他途！ 我不是股评家，但我很清楚，如今的国际金融炒家、世界各国的热钱、还有正在寻求转嫁风险于中国的美国，已经将他们的"棋子"，以各种手段潜伏于"监管严密"的中国股市、楼市之中了。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继续2008年未曾完全如愿的重创中国经济的愿望。今日中国股市的飞升，泡沫渐浓，除了国家的巨量"自投资"之外，还有他们的"功劳"。当然，还有那些预防通胀的论调，使得中国人的钱跟着热钱走，也就是都花到股市和楼市中去了，由此形成了所谓的"去库存化"、"去货币化"。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奇怪的是，国内一些学者竟然还对这些热钱有一番寄望，寄望于能利用它们帮助中国重振经济，我不明白这是哪门子的"艺高人胆大"……这使得我们在一面严密监控热钱动向之时，一面又对热钱疏于防范的暧昧立场。 此外，尽管众多官方经济学家说中国经济已经触底回升，但事实上，中国股市和奥巴马概念是一样的，与其说，这是一条上升通道，不如说，这是一次意义有限的技术性反弹而已。这种反弹会持续多久？参照一下日经平均指数，自1990年见顶后，日经平均指数在过去近二十（审）年出现十次大反弹，最小升幅30.3％，最大升幅62.9％；最少上升的日子是22个交易日，最长更达709个交易日，超过四次反弹幅度皆大过50％；每次投资者都相信日本经济繁荣期重临，但至今还是失望收场。（老曹：《美国将现"血腥的L形"经济 全球股市将见顶》，2009）我想，热钱的游走尺度，大概也在其中了。…… 如果中国股市要真的有所作为，至少要让自己的发展健全起来。它就必须认真考虑郎咸平的建议，即引进美国证券监督系统，这样的引进倒是值得的。特别是对于各种股市异常的炒作行为。此外，必要时候，中国也可以像香港那样，制定临时条文，关注所有的大户（譬如，开户资金在500万以上的账户）的运作。以便证券监督中心能迅速锁定违规者和热钱的动向，并立即采取相关行动。……为什么至今还不推出这种变革？我猜想，并不是变革者看不到这样做的好处，而是作为管理股市的那些伯乐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为其自身谋私利的。这又是伯乐不可能完成自我变革的一个例证…… 然而，如果中国股市要达致起码的健全，如果中国不希望老百姓的血汗钱被热钱一如2007、2008年那样的洗劫，那么，这一（校）手术是必做无疑的了。 至于购入黄金这一战略性建议。宋鸿兵、张庭宾等学者的说法是，国人通过购入黄金，或藏金于民，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美元汇率危机、石油危机、乃至通胀压力的重要手段，同时也为将来的以金本位重建的中国元、新世界货币体系的诞生做好准备。 我觉得他们说得不无道理，但因此而认为，购入黄金就能打赢反热钱战争，或是货币战争，或是石油战争，那就有点"阿Q精神"了。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购买黄金是基于爱国、还是基于对黄金的投资或炒买？……我可以肯定的是，不仅是美元的汇率，石油的价（校）格，粮食的价（校）格，还有不少原材料的价（校）格，其控制权都在美国和那些金融炒家的手中。特别要注意的是，就连黄金的价（校）格也不例外。 1973年，美国之所以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因为它们不想负责任，不想将库存的黄金卖出去，改以纸币结算其收支赤字，以向全球输出通货膨胀……（详见：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P283－299。）而不是它们玩不起金本位。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是黄金储备的最大户。 对于国人而言，如果纯粹是出于爱国层面，那么，你值得拿出身家的一部分（你输得起的那部分）购入黄金，但别指望它能帮助中国打赢石油战争、货币战争或反热钱战争，它只能从长远意义地帮助国家的黄金储备体系有所加强，并在一定的有限意义上防止通胀的影响。……如果你买入黄金纯粹是为了短期炒作，那么，我觉得，你可能已经陷入那些掌握了黄金价（校）格、并且还掌握了全球最高情报系统的国际金融炒家的算计之中了。…… 对于粮食，我无法赞成茅于轼所提出的"耕地红线是导致房地产价（校）格上升"的观点，耕地红线和房地产价（校）格，那是两码事。尽管中国的耕地面积是动态的，尽管中国现今在农业技术上已取得了革命性的发展，但就目前全球局势而言，中国不仅要确保耕地红线，而且要在塑料地膜、塑料等新技术在中国西部、西北及青海、西（审）藏、内蒙古等地方的大量应用，并在获得足够成果之前，中国的耕地红线理应寸步不让。 这是一种战略，是中国参与全球竞争、并让自己和美国区别开来发挥其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战略。如所周知，除中国外，国际粮食生产的五大巨头是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和欧盟。很早就有这样一种说法：中国在粮食问题上的任何失误都可能被五大巨头的粮食出口商察觉。这几乎是再自然不过的。完全可以想像:如果中国粮食产量出现大的波动，国际粮价的飙升就是肯定和必然的。在这些巨头中，除了中国，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出不同于美国的假慈善行为？ 回顾2008年的粮食危机，其始作俑者，便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炒家们。如今，粮食战争、粮食危机都在持续。……正如恩道尔这样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根本无法指望那些巨头能够遏止粮食危机，但中国可以。 保护、开发粮食的重要性，是为了遏止美国以粮食援助为由，促使受援助的发展中国家衍生对美国的依赖性，继而破坏这些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农业系统，最终使得这些国家失去发展能力。现今的中国，不能够假装认识不到这一点，中国推行前瞻性的粮食储备战略，也应是为了在适当时候帮助那些遭受美国粮食阴谋攻击的国家，以及粉碎"增长极限论"的阴谋。事实上，对于现今所谓的全球粮食危机问题，中国理应、而且可以担负其当中的道义。 有鉴于此，中国农业不能再定位于其自身的一种自给自足的追求，或是适度的进口和自产的均衡，而是要承担一个世纪的责任--中国应该通过大量的农业开发，向世界宣示一种不同于美国的态度，中国进行战略性的粮食储备，不仅是为中国自己，而且要肩负起为那些陷入美国和国际金融炒家粮食陷阱中的国家的重担。我认为，这也是有助于中国力促实现全球货币体系多样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如果，中国都不这样做，还有哪个国家愿意这样做呢？如果中国继续采取粮食保守政策，或是对众多处于粮食危机中的国家视若不见，这等于成了美国以粮食操纵世界的帮凶，无异于成为了"增长极限"阴谋论的推动者，这样的话，退一万步说，即便中国果真崛起，也必然是另一个恩道尔、赫德森笔下的美国而已。 8. 以重赏检举者以遏止非法热钱，乃至构建社会公平、正义体系 对于遏止热钱的认识，和房地产一样，不仅关乎国家经济体的存亡，而且也关乎国家政治体的存亡。 从思想、文化层面来看，世界各国被热钱洗劫的历史，我们都会看到，热钱总是首先推行"攻心为上"策略--以"洗脑工程"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推向崩溃和瓦解，其中最成功之作就是，通过控制苏联经济决策者的头脑，兵不血刃地瓦解苏联，并使俄罗斯等国长期陷入经济倒退的深渊。赫德森说："一种荒谬的经济哲学--货币主（审）义，推动俄罗斯联邦陷入南斯拉夫式的解体。摧毁俄罗斯的军事与工业能力的不是军事力量，而是其决策者陷入了货币和信用体制如何运作的错误立论的圈套之中。"……赫德森强调：一国的金融强大和独立必须依靠政治自主，而要取得政治自主，其基本前提又是文化自主。一个国家的决策者和人（校）民如果在很长一段时问内没有受到公共政策辩论的训练，一旦国门洞开，就很可能抵御不了美国的洗脑战略，最后就会被美国的隐蔽战争所击溃。这些年以来，美国各种基金会在中国投入惊人，培养了大批基金会学者，他们已经对我们的经济社会决策产生了很大的不利影响，当前的央行独立论、土地私有化论等就是被洗脑的学者和官员的新的鼓吹，值得我们高度警惕。（详见：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P13－14。） 也就是说，要击败美国和热钱所策动的金融超限战，首先要做的，就是"反洗脑工程"，从跟进、复制、抄袭的思想和文化中走出来。不然，中国就会重蹈覆辙于俄罗斯、日本、以及众多发展中国家那样的命运。因此，中国应该把创新视为中华民族的存亡之道。这是一项空前巨大的工程！--要真正创新，它就不能再搞那种靠发放头衔和抄袭来维持教育和文化繁荣的假象了，伯乐式政治、伯乐式教育也要反省了，它必须学会如何让人（校）民长期接受公共政策辩论的训练，以及如何激发人（校）民发挥其创造性。（关于这一点，下文另论。）…… 在具体的技术上，关于如何打好这场反热钱战争，宋鸿兵提出建立反金融恐怖主（审）义法，时寒冰提出"用惩罚性损害赔偿为内需护航"，而张庭宾提出"反热钱法"。……这些建议都颇具创造性，但我们必须知道，中国的法律体系是如何的一种稀松状态；一种法律从制定到执行，不仅拖延时日，而且执行起来也常常大打折扣。……对于玩起游击战不亚于当年毛（审）泽东，玩起潜伏比余则成更潇洒，玩起情报战比中情局更胜一筹的热钱们，这些都是远水难解近渴。 最简单直接的一个方法，就是重金悬赏检举非法热钱者。 根据2007年1月19日在《中国经营报》所报道的一篇名为《外资几十亿美元操纵工行股价 800亿美元坐庄揭秘》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那位江苏一家金融机构主管经济业务的负责人--张先生，成功地操作了十几亿美元的境外资金入境再进入股市，并因此而赚得盘满钵满。但最后，据说是出于"民族情绪"，才把这事情抖出来。从他的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热钱进入中国，没有一大批中国人和中国企业的配合是不成事的。如那位张先生笑言，为外资做入境业务至今，肚子里装了一大堆国内愿意配合做假贸易的外贸公司，对外资进账可以"宽以相待"的银行分行、支行，对外商投资审查不严，甚至包庇的经济开发区等，还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股票帐户，……这当中牵涉到的所有人，大概都不知道自己成为了热钱的"高攀者"，在民族主（审）义者看来甚至是"汉奸"的角色。他们在各自的环节中，都只看到自己的蝇头小利。…… 如果我们采取有针对性的重赏检举者的措施，情况就可能不一样了。 注意，悬赏的对象不应仅限于外贸公司、银行、经济开发区等热钱可能经手的企业，也不仅是张先生这样的个人，而是每一个可能与热钱打交道的个人。 对于外贸公司、银行、地（审）下钱（审）庄来说，他们的当权者往往为了利益而会保守热钱进出的秘密。而对于这些企业的职员来说，即便是他检举热钱行为是出于正义感，也可能因此而被辞职，被视为企业的叛徒。因而，这种正义感少有发挥出来。……用重赏的方式，以及辅以适度的证人保护措施，我们就能激发人（校）民的这种正义感。 譬如，将悬赏的比例设定为罚没热钱、或罚没热钱非法所得比例的20％。如果检举的非法热钱的非法所得达1亿美元，那么，一旦查明属实，检举者就能获得2千万美元的奖赏。或是，将经手非法热钱的地（审）下钱（审）庄、银行、外贸企业的罚款中的相当一部分，划归于对检举者的奖励……在这样的重赏之下（重赏的尺度应考虑大于违法者贿赂潜在检举者的程度。至少，政（审核）府应保证这些人的获得要大于其因为检举而失业及引致各种损失的总和），像张先生这样的民族情绪、或正义感、或良知，就会适时出现，而不是时过境迁后才向新闻媒体报道。 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奖励是他们应得的；因为他们的勇气，中国避免了非正规渠道进入的热钱的洗劫；而且中国也得以将罚没的热钱致力于对热钱造成的经济危害的弥补。 推行这种重赏检举者的政策，将是对非法热钱的最大遏止。中国应特别针对那些非法热钱进入中国的各种渠道和可能渠道去宣传这一政策，并且要越过这些渠道（企业、管理区）的领导层向当中的每一个个人宣传，以确保这一措施落实到每一个个人。这样的话，全民都有追踪热钱动向的冲动了……如果那位张先生知道这样一种政策，那么，他就不会在自己赚得盘满钵满之后才想起"民族情绪"和"正义"了……。 同样，对于以下同样严重的问题，诸如，非常严重的资本非法外逃，对证（审）监会及特权机构的监守自盗行为的监督，乃至贪（审）污腐（审）败、社会假冒伪劣产品的检举和遏止，都可以采取这种激励方法。以证（审）监会为例，为什么证（审）监会一直不愿意推行更可行的变革，而只是推行折中式的变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证（审）监会的头头们对其既得利益的维护，譬如2、3年前，证（审）监会的一些领导参与推出的众多超量的认沽权证，便是一种存有大量暗箱操作的行为，而且有着监守自盗的意味，……按照现行的法律，对这种行为的控诉者往往会被视为打一场"公益官司"，即便打赢了，也没有多大意义。因而，即便许多人知情，也懒得搅这趟浑水。但如果我们以重赏鼓励任何的知情者、乃至任何个人，都可以从举报中获得这些监守自盗的非法所得的20％甚至更多，那么，证（审）监会的非法行为就会大加收敛，同时，证（审）监会还可能多了一些不得不变革的理由了…… 特别要指出的是，我这里的建议，和时寒冰提出的用"惩罚性损害赔偿为内需护航"的观点是挺相似的。但我所指的这样做的目的和范畴要比"为内需护航"要大得多。在我看来，采取"重赏"、以及对经济违法者的"（高额的）惩罚性赔偿"或"惩罚性损害赔偿"，不仅只是"为内需护航"的需要，而且更是一个社会能否建立起公平、正义体系的根本性需要。而这种根本性需要更是拉动内需的基石之一。 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社会假冒伪劣、欺诈横行？根本原因，就是伯乐思想作祟，在父母官的管理逻辑里，政（审核）府通过法律将维护公平、正义的权力和责任交给那些职能部门机构，以及像法官、信（审）访局的钦差大臣这样的人，并相信只要让这些部门和法官接受更好的素质培训、道德教育，机构改革到位，就能使得他们发挥出良好的公平、正义维护者的角色。结果呢？现实就是法官的"前腐后继"、国家利益部门化，不断的道德教育，反而促使这些人更多扮演了破坏公平、正义的角色。从另一角度说，正由于受伯乐管理逻辑所束缚，所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至今不能自下而上地去启动这种人所天赋的能力--亦即建立自下而上的平台，让人（校）民自己凭着天赋的良知（王守仁学说核心）、同情心（亚当•斯密学说核心）、正义感（约翰•罗尔斯学说核心），去做捍卫正义、公平的事情。 这里说到的重赏，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为了"必有勇夫"；而是为了激发人（校）民发挥其各种天赋的勇气，从而起到捍卫社会正义、公平的功能。这是伯乐们所无法做得到的！也是现今所推行的那种普法宣传和普法教育永远不可能达到的效果！（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讨论到。） 9. 关于人（校）民币汇率战略 当奥巴马全球举债完毕，及至金融危机继续深入之时，便是美元的大幅贬值时候了。 美元的贬值，就不再通过石油、铁矿石和英镑来映衬了；而是直接反映于与世界各国货币的汇率上。…… 对于人（校）民币汇率危机，其技术性破解，是必须尽快拟定的。 我认同经济学者金岩石、刘纪鹏的"外储内用"建议，即将现在的外汇储备从外汇管理局的权限提升到胡（审）温的国家大战略上，用适当比例的部分外汇储备购买石油、能源，以及购买海外土地，黄金储备，高科技，等等。……最近听到的好消息是，中国已经将美国长期债券转为短期债券持有。我认为，这是一步好棋。但仅此是远远不够的。 我认为，政（审核）府也应该考虑朗咸平、宋鸿兵等人的建议，在金融市场建立信托责任制度，借鉴美国的股市监督机制；并创建反金融恐怖主（审）义的相关法律体系……。然而，朗咸平和宋鸿兵的这些策略，尽管对国内股市的健全、对那些国际金融炒家的遏制有很大意义，但对于像美国政（审核）府这样合乎情理的美元贬值所带来的冲击，则几乎没有多大价值。 我认同宋鸿兵和朗咸平的观点，即当国际金融炒家要在金融市场狙击中国，没有这方面人才和情报系统的中国必然会输；但我认为，笨人还有笨人的自保方法，那就是想方设法建立对冲机制或亚对冲机制，然后在美元的贬值和人（校）民币升值之间做一个对冲。我们不能指望中国金融界能有一个人才，能通过对冲基金的多重杠杆设计来对抗这一危机；而这种承认自己不足的、明智的"土方法"，至少可以保证货币升值带来的部分、或相当部分的损失。此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一部分损失的挽回，应迅速弥补国内那些因为货币升值而备受打击的企业。这种弥补的手段，不应仅仅是常见的减税、退税和补贴，而应是关乎企业竞争成败关键的知识（技术）管理系统的升级。在我看来，这是将人（校）民币升值的损失降至最低的方法。…… 还要补充的一点是，如果要用土方法就用土方法，不应指望贪小便宜。很难明白，为什么不少中国顶尖的企业家都输在这里。如导致中信泰富巨亏的累计期权，让国航、东航亏损调入无底潭的非正规的燃油套期保值合约，都是那些国际投行所设置的陷阱。之所以受此蛊惑，主要原因，还是我们把国际投行的代表视为精确的油价预言家、汇率预言家--因为，在推销其产品之时，他们总能精确预测石油的走向。我们都未曾认识到，这些预言家事实上都是操纵了定价权的人。因而，中国企业的贪小便宜，签订了那些为了赚多5％的利润，结果造成了100％的亏损的远期合约。其实，都是被诱导、贪小便宜的恶果。这已经是国际金融炒家的惯用伎俩了，不知为什么中国企业至今仍然缺乏戒备心。前车之鉴，一如1990年的日本，为了一点甜头与国际金融炒家签订了他们认为是"白赚"的股市认沽期货合约一样，结果使日本股市陷入20（审）年不得翻身的境地。奉劝中国业界，切记！切记！…… 最后要提醒的是，要构建好外汇战略，一定要提防、甚至远离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别以为有一位中国人当了世界银行的副行长、投入了500亿美元的股份，就能使得这些机构为己所用，事实上，它们的老大--美国正为如何利用这些机构来转嫁危机而绞尽脑汁呢！ 10. 关于提高内需 提高内需，不是这一两年的呼吁了，而是一直以来都在做的事情。但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迫切。 关于创造内需，郎咸平在《金融超限战》一书中提出一种方法："中国人的负债比例只有13％，美国人是95％。所以我们能不能有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直接拿钱给老百姓消费。……将中国人的负债率提高到40％～50％，以多刷信用卡、多消费等手段，将中国35％的过剩产能自吸收掉，这样就能使得内需达到GDP的70％的国际标准了……如果能做这到一步，那就救了全世界。"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馊主意。 关键一点是，美国之所以可以维持高负债率，是建立在其向全球洗脑式的货币主（审）义（美元本位主（审）义）之基础上，换句话说，美国人的高负债率，是建立在美元霸权、掠夺全球资源和资金、以及向全球转嫁风险之基础上的。用赫德森的话说，是建立在美国自身所构建的一种灵活的新型全球剥削体系之上的。这个体系一方面，对于第三世界债务国，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制推行华盛顿共识，控制债务国，强迫它们实行经济紧缩政策，阻止其自己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它们被分派的任务是，出口原材料和提（校）供廉价劳动力，而劳动力的工（校）资是以不断贬值的本地货币计价的。另一方面，美国利用美元本位迫使欧洲和东亚的国际收支顺差国家将其盈余的储蓄输往美国，购买美国国债。这样有来自第三世界廉价的产品和来自欧洲和日本的资金支持。美帝国的经济空间就大大增加。因而，利用洗脑全球的美元本位经济学，美国可以用全世界的钱去发动战争，给予美国人（校）民高负债率，而不必承担任何的破产、亡国的压力。换句话说，美国即便是面对战争导致的巨额国际收支赤字而仍能维持低利率，仍然扩大政（审核）府开支和财政赤字。……因为美国所实行的双重债务标准，使得它能操纵美元纸币--把赤字变成自己对全球的征税。在这一点上，中国遭受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正如赫德森所指出，中国现在事实上同时受到了美帝国双层战略的剥削，中国一方面输出原材料和提（校）供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也以巨大的外汇储备形式向美国输出资金。（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P16。） 中国政（审核）府至今不曾清醒认识到，当美国的债权国，和当美国的债务国并没什么两样。因为是美元本位，美国可以将其债务人身份转变为一个杠杆，它以无息（就其货币在海外流通而言）或低息（主要来自那些拥有过剩美元又别无他用的国家的中（审）央银行）借到贷款。私人投资者将这些重金重新投到贷款国并获得超额回报，在政（审核）府公债（GKO）繁荣期间年回报率高达100％。……（详见：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P362－363。）美国甚至能轻易以此杠杆将通胀压力、乃至各种危机，悄无声息地转嫁给中国和世界各国。（尽管，这种转嫁危机的难度，将随着世界各国的清醒而可能变得越来越困难）…… 姑且勿论，中国人没有高负债的经验，如果中国也抄袭着这样做，即便只抄袭一半的程度，哪怕是30％的负债率，也足以带来无法遏制的通胀，甚至可能使得中国陷入万劫不复之境。 但话又说回来，高负债并非全无可取之处的，但负债对象只能定位于国内的未充分就业阶层、弱势阶层--或称之为市场竞争下的非既得利益阶层，而不是既得利益阶层、公务员和中产阶层。……而且，如前所述，这些债务的提（校）供者应是国家信贷，而不是海外信贷。这样我们就能在不刺（校）激通胀的情况下，创造新市场、刺（校）激内需。当然，仅仅做到这些是不够的，要让未充分就业阶层、弱势阶层真正成长、发展起来，我们至少还应向穆（审）罕默（审）德•尤努斯汲取智慧。他所创办的格莱珉银行，打破金融界的千年规条，为孟加拉社会的最低阶层、那些毫无偿还能力的文盲女性提（校）供借贷，使之自力更生，也就是创造了内需；并使得那些被认为素质"低无可低"的人，变成了最具信用、最懂得行驶其民（审）主（审）权利和责任的一群。她们中的一部分，后来甚至成为了孟加拉议会中的一分子。……除了穆（审）罕默（审）德•尤努斯，阿玛蒂亚•森的经济学也是可以借鉴的。 归根究底，拉动内需的根本，就是让买NIKE、ADIDAS的人改买安踏、李宁、回力，如果像蒙代尔所建议的那样，向国人发放1万亿元的购物券，给予3个月消费的限期，指望以此带动内需，那么这些人一般都会用来光顾外国品牌，于是，这种拉动内需的模式最终又补贴了外国品牌；这样的"创新"，充其量也只能是给一个饿肚子的人吃一顿饭而已，至于下一顿的、下下一顿的饭，还是不会有着落。即便是限定这些购物券购买国货，那也只能使得国货延长一时三刻的生命力，再者，这样做的话，那和当初你批评美国提倡购买国货的民族主（审）义有什么分别？……要从根本上解决拉动内需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激励创新的问题。 我们的出路面对上述种种危机，甚至是危而不机的局势，有多少人真正看到了？又有多少人对此不屑一顾？又有多少人会骂我是杞人忧天、妖言惑众？…… 看看那些在2007年底、以各种姿态在郎咸平的那篇《2008年中国的八大危机》博文中大骂不止的人，大都在2008年底蔫了下去。我想，本文可能也遭逢相应的命运。无论是对于我，还是时局的不同论见者，时间都是最好的证明。 面对危机，中国人有一种历史沿袭下来的倾向，"往往觉得黄金时代总存在于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他们采取的各种手段，不管是来自西方还是自身，都是为了保持原有的社会结构、原有的政治体制和原有的思维模式。"譬如，张宏良是国内第一个发出"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呼吁的学者，但他提出"只有毛（审）泽东思想才能解决危机"的解危思路，实和"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没有什么大不同。…… 然而，大江东去，时移世易！我当然不是否定毛（审）泽东思想的价值，但我肯定的是，我们如果不能提出具体而行之有效的措施，那么，你高举何种旗帜，诸如"毛（审）泽东思想"、"马列主（审）义"、"孔子思想"，又或是"市场经济"、"哈耶克思想"、"大革命"，等等，都是毫无意义的。 应该说，对于上述危机，昔日总被我们寄予厚望的那些概念和元素，诸如：政（审核）府、市场、制度、金钱（资本）、宗教、科学、技术、主（审）义和意识形态、乃至革命……，诸如此类，这些曾经无比坚定地被我们认为，而今却不再那么确定的领域和概念，也许都不再有我们所期待的答案。这些领域和概念，如今都被发现了更多的无知和有限性。 有一些外国友人对中国寄予厚望。譬如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在其《石油战争》一书在中国的出版序言中，即开宗明义："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以一种不同于美国的方式，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是当今中国的历史使命。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了解美国，看她是如何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特别是避免犯英国同样的错误，如何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形成自己的'软实力'，如何构建被《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所称的'美国世纪'，是十分必要而紧迫的。"（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P1。） 对于这一历史使命的承担，我们认为是由来已久的，甚至是不需要他人提醒的；但事实上，我们的历史使命感只是一种想当然。因为这种历史使命感，不是基于对当前全球形势的正确理解和把握，也看不到形势的紧迫性和采取相关行动的必要性；只是继续以跟进、模仿和抄袭西方的方式来寻求大国崛起。……我想，恩道尔对中国的国情了解实在不多，然而，如果中国不能如恩道尔所期许的，即"以一种不同于美国的方式，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昔日的俄、日，就是几年之后的中国…… 而我最为担忧的，是国家应对危机的态度。 温总理曾说："没有一个肯听取意见的政（审核）府会垮台。"（2007）这句话非常有力，但问题的关键是，现代政（审核）府从不乏听取意见的渠道和体系，只是决策者不知道如何甄别意见。 以标新立异见称的毛（审）泽东，其治国方略为什么展开对苏联制度的全盘抄袭？正因为当时的整个中国领导层都未能设计出一张有关中国经济如何发展的如意蓝图。俄罗斯新政权的缔造者叶利钦为什么会听取了那位哈佛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的"休克疗法"理论，使得俄罗斯人（校）民"一病回到解放前"？在当时，难道没有不同的声音吗？当然有。随着冷战的结束，一些前苏联科学院的战略思想家很清楚俄罗斯将面临的危险，并提出了呼吁，但是，他们的声音被淹没了。市场经济和充满财富的美好前景已经转移了俄罗斯精英们的精力。……（见：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P244。） 与其说，现代政（审核）府不愿意听取人（校）民或专家学者的意见，不如说是，政（审核）府缺乏辨别意见之良莠，缺乏纳谏的能力与技巧。许多现代政（审核）府之所以垮台，不是他们不肯听取意见，而是聆听了错误的意见。更深一层说，作为主要既得利益阶层的当权者之所以会聆听了错误的意见、或对形势的判断失误，以致政（审核）府垮台、民族存亡危机，往往与其自身所储备并依赖的一批权威的专家学者和精英相关，而这批权威们的最大特色，就是"屁（校）股"左右了大脑--一如皮埃尔•波丢笔下的那些戴着光环的学术者那样。 我们也可以把这些学术权威和专家学者的通病称之为"末代沙皇综合症"，即愈到危机的关头，愈是会坚持自己过去所主张那些已经露出了众多破绽、甚至导致了危机重重的观点，愈是把保守政策、大权独揽（对自身既得利益的维护）视为一种顾全大局的解危之道，并把自己描述成为一名无私的学术建议者，而事实不过是，这些"学术沙皇们"都被自己的官僚角色干扰了大脑的分析。……观诸历史的各种相仿时刻，无出其右。 尽管中国政治体系已经构建了诸如上（审）访局、纪检体系、以及上、中、下都有所兼顾的监督体系，但我并不认为，这种脱离不了"钦差大人"、"尚方宝剑"等伯乐意识的监督体系，能健全、优越于前苏联所构建的监督体系；而且，尽管今天还有了互联网，有了更多的自下而上的反映渠道，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也喜欢上网了解民情，偶尔还有一些网友的正义行动让一些贪官的行为曝光，乃至伸张正义，……但这些都远不足以阻止这个国家的假冒伪劣和欺诈行为的越演越烈，更不足以遏止公职人员的扩张欲，权贵的横行，乃至社会道德危机的繁衍，更谈不上对上述危机的觉察…… 以上，正是中国政（审核）府最需要警惕的！ 此外，我还想提醒一些人，应该注意，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有效期。过了这个有效期，那就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我们对名医的最大误解，是"名医"能包治百病；而其实，名医之所以是名医，在于他治于病者未发病之时。正如药王孙思邈的名言："上医医未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 又如韩非子的《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所喻。这个道理并不深奥。因而，当郎咸平在2005年指出尚（审）福林改革股市的政策错误之时，他的建议没有被重视，当然也就谈不上采纳和应用；直到股市经过2008年的"大洗劫"之后，乱套之后证券管理者才开始找郎咸平要对策，但此时的郎咸平也只能耸肩以对了。……名医的能耐，也就大抵如此了。我可不敢自比名医，但我大致也知道这篇文章的有效期，我希望这篇至少发出了独特声音的文章，能够在这个有效期到来之前，能被国人、特别是那些负责决策的人所重视、应用。 也许恩道尔没有看错，只有中国、而不是其它国家--才有可能成为"以不同于美国的方式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国家"。这个国家有着一股非凡的巨大力量！譬如，当一场5.12大灾难袭来，就突显出中华民族的舍己为人的伟大一面。……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当这个民族不知道危机从何而来，也不知道危机是怎样发生、乃至如何解决之时，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就无法谈及凝聚力量、乃至发挥其巨大力量的可能！……何况，今日中国所走的道路，几乎都在美国的算计之中。…… 要解决危机，首先在于，我们必须认识到一点，就是我们切切实实地遭遇了一个空前巨大的国家危机。而不仅是一次暂时性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也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说的"中国是全球金融危机唯一波及最少的国家"；更不是如官方所宣传的那样："危机已经触底反弹，而且将一路高歌猛进。"…… 希望也还是存在的，如果美国和那些金融炒家总是阴谋得逞，就不会有美因公司的破产，也不会有安然能源公司的丑闻和破产，除了这些以GDP等理论为手段骗取世界各国数以亿计的、参与政治阴谋掠夺他国有限资源的组织之外，那家曾经躲在索罗斯背后、作为主力参与制造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花旗银行，如今不也岌岌可危了吗！再来看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破产，这些都是美国以"救世主"自居及其由此规划地缘政治咎由自取的结果。……然而，如果因此而轻视美国，如果因此而认为中国取而代之，那就大错特错了！ 所谓的"'美国世纪'殒落、'中国世纪'升腾"，只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幻象而已。尽管美国的经济会在未来的若干年中因为金融危机打击而持续挣扎，但我看不出，一个将美元汇率牢控于股掌之间，以及将石油、黄金、粮食、原材料，乃至工业化的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甚至是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进程都操纵在手中的国家；一个手握着"决定输赢"的定价权、并且擅长于以高超手段向世界各国转嫁风险的国家，而且以领先世界的创新发明见长的国家，怎么可能会"殒落"呢？…… 如果中国政（审核）府意欲刻意保持着这种愚民兼自愚式的观点，那么，整个政（审核）府就不会有真正的自我变革。既然认为问题出在外在因素--全球金融危机，或是经济领域，而不是自身，那么，政（审核）府自身的变革就会停滞不前，公职人员的膨胀就会继续变本加厉。……官方意在稳定民心的宣传，在危机崩溃整个国家和社会之前，政（审核）府和人（校）民都会愚蠢好长一段时光。…… 如果要激发国人的那股非凡的巨大力量，中国就必须向国人、乃至全世界宣示中国当前所面对的巨大危机，这样才有改革政制的动力，公职人员才会愿意为顾全大局而舍弃自己的利益，并且在举国上下创造了一种变革的氛围。如果不这样做，在危机当前，仍然采取自我吹捧的模式，那么，无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都不会进行有深度的反省，最终像前苏联、日本那样，在浅薄的自满中消亡！ 因此，我要一再强调的是，我们首先要认清危机远还没有过去，中国并不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震央之外，而只是反应滞后而已。随着西方国家转嫁危机手段的辗转和蔓延，中国不久就会成为全球经济危机的冤大头。…… 在以下就应对危机所提出的建议中，我希望走出郎咸平等人的解危困局--只局限于当一名"破"局者，而不能当一名"立"局者。--在我看来，仅仅指出了危机，而不能提出解决危机之道，这是郎咸平作《2008年中国八大危机》予人的印象。这犹如提前告诉了我们前面有陷阱，但是，却没有告诉我们避免陷入陷阱的技巧，最终，我们还得陷入陷阱之中。……在这一点上，恰恰是发改委、中科院、中（审）央智库、乃至国家应对危机之运营机制所无力解决的；我也不认为，在郎咸平、宋鸿兵、时寒冰、茅于轼等人的倡议中，已经包含了对上述危机的超越。 因此，在以下建议中，我将尝试比他们走得更远。 1. 终结GDP崇拜，将就业率设定为衡量地方官员业绩的第一要素 在1998年的失业潮中，胡鞍钢率先向国家提出以创造就业作为优先发展目标，其后，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也跟进了这方面的战略建议，并得到了国家的重视。然而，尽管保护"饭碗"成为了政（审核）府政策的"优先原则"，但却始终没有取得多大成效。 究其原因，国内学者大多把它们归因于大环境之下的一个全球现象--全球工作短缺问题长期存在。对于工作岗位，全球经济学家有个共识：别说现在全球经济仍处于低迷状态，就是从明天起，整个世界经济转为了持续的高涨、繁荣，而且持续上10年，全球就业岗位的增加也将是微乎其微。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左右周期内，即使世界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国际贸易总量不断扩张，世界范围内的就业岗位也几乎不能增长。……对此，经济学家的一般解释是，科技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但可能会减少工作的数量；再者，这也是"新经济"下的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内的重新分工和资本重新优化配置）过程所导致的结果。（参见：秦淮：《大道至简》，P133-134。）……在我看来，这种分析实在是一种迂腐书生的说法。全球性的工作短缺问题，首先应归因于美国为首的强权政策、帝国政策和世界霸权政策。信奉地缘政治的美国，为了其想当然的地缘政治利益，以美元、石油和粮食为控制目标，设计了各种超限手段使得世界各国经济陷入恶性的竞争循环之中，甚至不惜一切代价遏止所有可能崛起的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性，并以政治、军事和知识产权等手段垄断科技的定向，……当其不得不将部分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之时，它们总能通过更多的渠道把这种损失弥补回来。比如，它们可以如郎咸平所归纳的那样，通过牢牢操控产业链的最高端，就可以迫使产业链末端的国家陷入恶性竞争之中；又或在"适当时候"，策动一些金融战争，让那些正自鸣得意的国家，连本带利归还其所失。…… 在另一方面，如果说，这是美国单方面所设置的陷阱，那么，主动陷入这些陷阱的便是各国政（审核）府和它们的精英了。这一点，看看世界各国都着迷于以GDP理论为指向定位发展之路就应有所觉察。从这一角度说，中国的工作短缺问题，政（审核）府政策的失效占了相当的比重。因为没有看到GDP的局限性，更未能阻止中国行政管理层对GDP的崇拜。最终政（审核）府对就业率的重视，便是在不影响GDP发展思维的基础之上，制定了所谓的就业准备制度、和大学扩招政策来解决这一问题，结果，这两个政策都出了问题：前者实质上是一种伯乐模式的证书制度，不仅增加了求职者不必要的门槛，而且在实质上也凸显出为一种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也不实用；而后者--即大学扩招，在持续几年之后，便出现了大学生的高失业率。……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始终未曾觉醒到，其改革开放以来所陷入的一个巨大陷阱，就是对GDP经济理论的迷信。结果是集结了几乎所有公职人员、乃至社会各界精英的力量，来创造一个"基本无关经济的健康与发展"的GDP。……这种以GDP增长为公职人员政绩考评的结果，直接造成了行政管理的目标及其行为的失当，也是导致房地产过热、政绩工程泛滥、乃至各种危机越演越烈的根本原因之一，几乎所有的地方官员都在"私相授受"那种"以钢筋水泥拉动GDP为伟业"的晋升途径……甚至在危机发生后仍然以创造GDP以求解决危机的思维束缚……结果，GDP越增长，失业率越大…… 现在，我建议，我们应立即终结以GDP作为官员政绩考评的首要标准，取而代之，应是就业率。 对内，对于已然过亿的失业者，对于中国大学生的超高失业率，对于未来可能因为汇率危机而导致新增的数以亿计的制造业失业者危机，这个目标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对外，对于抗衡以美国为首的强权政策、帝国政策和世界霸权政策，这个目标的战略性同样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至少在现阶段，挽救就业率、保持就业率、创造就业率，是重中之重！ 将政绩放在解决工作短缺问题（就业率）上，才是考验地方官员真正本领的衡量标准。也只有这样做，才能称得上是在长期发展战略中确立"就业优先"的原则。如果还是以GDP为重，那"就业优先"永远都只能是空谈！ 当今势态，要增加就业率，有两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经济扩张和就业岗位难以增加必然带来对有限就业岗位的国际化竞争。哪个国家要想增加就业，就得争取把有限的存量岗位更多转移到本国国内来。但是，看看西方列强、拉丁美洲、甚至东南亚的那些发展中国家、小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实质上都是对自身工作岗位的保护措施。……而作为汇率的最大操纵国（赫德森语）--美国，在继续搅局、掠夺各国资源的同时，必定会继续以汇率为武器，激发世界各国的工作短缺危机。再者，这样一种所谓全球化的竞争模式，无论什么国家参与其中，都意味着一个资本扩张的过程--你不扩张，人家就扩张。特别是在产业链最高端、知识产权被垄断的情况下，剩下的狭窄市场就有了"零和游戏"的味道。这样的竞争，很少不会演变成剧烈的利益冲突、民族纷争；这条路的终点，不可能有什么"共存共荣"、"世界大同"，而常常是，世界各国兴衰、浮沉不定、战事纷纭，一些蒙在鼓里的地缘国家甚至还可能互相闹出个"鱼死网破"。……最终，那个如今看上去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还是成为了得利的渔人。 如果第一条路难走、或空间有限，那么，就必须开发第二条路，那就是要创造市场。创造市场就是创造就业岗位。这也是扩大内需之根本。因为扩大内需，说到底要依靠扩大最终消费需求。（秦淮：《大道至简》，P139，P143。）这包括了给予劳动者更高的薪酬，给予劳动者更多元化的生产方式。而我们现今的困境，也就卡在这里。 将工作短缺问题（就业率）作为官员政绩考评的首要标准，这并不是指望由政（审核）府"创造"出足够的就业岗位来，特别是不能指望依靠政（审核）府投资来解决就业岗位的不足。--这些都是昔日"政（审核）府万能"观念的一种想当然。事实上，现今政（审核）府最大的认识不足，便是自以为能够通过政（审核）府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让能够更多容纳就业的社会服务业更快发展；帮助中小企业提高竞争力，使他们成为提（校）供就业岗位的主力军；为老工业基地等特定区域提（校）供导入新产业的政策缓助；在经济发展趋缓时鼓励扩大投资，增加就业机会等。但政（审核）府的这些政策都不是真正的就业政策，而是所谓的结构政策、区域政策、宏观调控政策的内容。（参见：秦淮：《大道至简》，P141）这些说到底，都是"全国一盘棋"的伯乐管理思维的延续。 过去十多年来，特别是最近几年的事实证明，政（审核）府在这些方面的努力恰恰被证实是一厢情愿，而政（审核）府却没有勇气承认这一点，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高举"宏观调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旗帜。…… 然而，当就业率成为了官员政绩考评的首要标准，情况可能就不会这样演绎了。以房地产为例。如果一些头脑发热的地方官员想要以发展房地产来创造就业率，他将很快发现，房地产的过度发展，将会促使其所管辖区域除房地产业外的工作短缺问题加剧，因大量的资金被捆绑到房地产项目而导致其他市场开发陷入困局，由此导致的新失业率攀升，将足以影响这些地方官员的政途。…… 以工作短缺问题为行政人员评价标准的另一个优势是，当一个地区因地制宜而创造了一种工作岗位获得了成功，这种成功一般无法在全国复制（泛滥）。这是工作岗位得以多元化的基础。它一般不会像以GDP为评价标准那样，因某个城市投入更多的钢筋水泥而提升GDP的成功，导致所有城市都追加钢筋水泥的投入以求提升GDP的复制模式中。譬如，一个地区工作岗位的创造来自对养牛业的发展，但它不会被全国各地所复制，大概有点头脑的行政官员都懂得这种因地制宜的优势是不可复制的，除非能开发自己的优势。虽然近年来全国各地频繁搞所谓的工业城、高新产业区、大学城的互相模仿与抄袭，但工作短缺问题愈益严重，更无法从根本解决。说到底，这是一种创造的产物，而不是模仿和抄袭的产物。……总之，在创造就业率这一衡量指标上，没有像创造GDP那样简单的升官模型。 而试图通过举办一些培训班，加大对既有教育的投入，发出一大堆的职业资格证书，或是安排"挖树坑"这样的工作所能解决的工作短缺问题，最终将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提升就业率的衡量指标，不是看增加了多少临时工作岗位，也不是看这个城市（地区）创造了多少工作岗位，还要看它能否减少在职贫困；那些不懂得把焦点从钢筋水泥转移到就业率之上，不能在就业率上有所作为的官员，他们就要面临降职、甚或下岗的可能。 这一新的行政标准，将迫使地方官员认真考虑当地人口、包括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特别是在对穷人、农民工、弱势群体等（非既得利益阶层）的支持上。 2. 为非既得利益阶层构建系统的支持、发展平台 为非既得利益阶层构建系统的支持、发展平台，这不仅不会促成通货膨胀，而且，创造就业率、收入增加和扩大内需良性循环效应。 赫德森在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遭遇美国金融战略陷阱之后，频频揭露美国的经济战略阴谋，并向那些受害国家提出了系统的走出经济困境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促使普京新政取得了成效。在我看来，这九条建议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也是高度可行的。譬如，其系统建议之一是："国家信贷实际上是主（审）权国家的一种特权，任何国家都可以创造国家信贷。当一国生产的基本要素如劳动力、技术和资源都具备时，可以印发更多的本国货币，通过财政政策支持的项目扩大就业，支付给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这并不会产生通货膨胀，而是会产生就业扩张、收入增加和国内市场扩大的良性循环。" 赫德森指出，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深陷服务于美国金融霸权的货币主（审）义经济学（又或称为"美元本位经济学"、"美元主（审）义经济学"）之中，坚持央行独立，不敢创造国家信贷扩张本国经济。于是只好依赖外资，而外资主导的经济往往使工人收入长期停滞不前，只好依赖美国市场。全球很多国家都争夺美国市场，导致恶性竞争，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条件、工（校）资水平和环境状况每况愈下。（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P17。） 我认为，赫德森的这一建议非常适用于当前的中国。毕竟，中国当前很多地方政（审核）府仍热衷于招商引资，而不敢独立地用本国信贷支持本国发展，已经产生和拉美等国前些年一样的困境，民生和环境状况每况愈下，……然而，尽管看到这一点的中（审）央要求广东率先实现增长模式的转换，但事实上，不仅如赫德森所指出的，当前一般学者和官员只是注意到要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却都忽视了财政和金融政策的转换，不知道创造国家信贷，用本国的信用为面向本国人（校）民的经济融资，从而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P17。）而且，这些学者和官员的模式转换也未曾真正惠及未充分就业者、及非既得利益阶层，骨子里，他们依然受GDP理论的洗脑；而且也缺乏对郎咸平所提出的"6＋1"发展战略的理解和重视。另外，建立一些像穆（审）罕默（审）德•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这样的金融组织，对非既得利益阶层提（校）供系统性的帮助，也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近来欣闻，国家有意在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办法以减轻人（校）民的负担，……我得说，这是一条正确之路，但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如果在此时，也顺便让其他阶层的税收减少，或是像去年底那样，在金融危机爆发不久，给一些省份的公务员加薪，还附以"促进内需"之名，这些其实都是促进通胀的败笔。也失去了这种鼓励未充分就业者的帮助意义。……这只会导致社会矛盾加剧。 3. 迅速建立新能源战略体系--疾速发展电动汽车业！ 很难想象，早在"十五"发展规划中，中国已经提出"加快建设国家石油储备体系，包括战略和民用，到2005年储备能力达到800万立方米"的目标。但时至今日，国家石油储备基地的一期工程才刚刚开始动工，战略储备量还够不上一个星期。谁都知道，没有能源储备，一旦发生能源危机，石油供应中断，后果将不堪设想。目前，美国石油储备可以维持150天的紧急状况，日本石油储备可供165天使用，德国储备规模达112天，韩国96天 。…… 在我看来，作为全球主要石油进口大国中惟一尚未建立起战略石油储备体系的国家--中国，其能源政策最迟应该在2008年6月（至少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出台了，而不应拖至2009年6月；再者，中国的能源战略规划应该一出台就展示出大手笔，而不是现今的"含糊不清"。当发改委能源部的头头报告说，他们是经过了几年时间的研究，才出台这份《规划》（以显示他们工作细致）的时候，在我看来，他们已经使中国的能源战略消耗掉太多的机会成本了。这简直是不可理喻的！ 观诸古今中外，所有战争其实都是资源、能源之争。为了争夺能源，欧洲于1992年制定了《能源宪（审）章》，而以"救世主"自居的美国，自二战后，就始终将能源视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制高点。正如恩道尔在《石油战争》一书中所指出的，为了石油，美国无所不用其极。在2001年底，美国更明目张胆地作出决定，要控制世界上所有的大油田，可能的话，也包括天然气资源。这样做，不是为了保证向耗油量巨大的SUV汽车供应燃料，而是为了控制欧亚大陆（特别是中国和印度），防止出现对"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形成战略威胁的国家。--这就是美国的国家能源战略。恩道尔把它称之为"一笔惊天巨赌"。（详见：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第273页。） 华盛顿很清楚，全球每年石油总产量在33～34亿吨左右，美国人人均拥有1.13辆车，人均每年消耗4吨石油，全国一年消费9亿吨。别说中国＋印度的人口，即便单是中国计划进入城市化的8亿人计算，如果让这些人发展至像美国人一样的石油消耗量，那么，全球每年的石油总产量也不够用。了解老美的这一"增长极限"观，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从70年代起，除了不择手段垄断、掠夺全球的主要石油供应线，为了自己的"可持续"增长，他们通过"增长极限"限制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以牺牲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人（校）民的福利为代价，维持其发达国家的富裕和美元体系超过了30年。……（详见：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P282－283。） 有学者指出，中美之间在石油问题上的博弈是一种遏制与反遏制的博弈。以此角度看，在突破美国的能源封锁方面，中国一直以来致力于营建全球能源多边合作体系的外交努力是值得肯定的。诸如，与俄罗斯、非洲等国家的合作使得中国的石油供应暂时有所保障……但所有的这些努力，都不足以保证中国能够避免能源危机。与其零和游戏于一场"通过无情打击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校）民"来"维持少数发达国家长治久安的繁荣"的博弈，最终也会把中国拖入一个"你死我活"的残局中。想一想，即便中国和非洲继续平等的互助合作，但当非洲的石油消耗殆尽，非洲的未来发展又能指望谁呢？如果中国想要以跟进（模仿）的方式，等待美欧日等科技大国先行发明出新能源，但你能指望它们会把技术廉价卖给你或其他国家吗？…… 更重要的是，石油的定价权不在中国手中，也不在所谓的"经济学的供求理论"中，而在国际金融炒家和美国的手中。郎咸平说"定价权决定输赢"一语中的。而且大家都知道，资源短缺是中国寻求崛起的心腹大患。这样的制肘，注定了中国在这场博弈中每每只能是输家角色。……事实上，中国对石油、铁矿石等能源、原材料的渴望及其意图，一直都在国际金融炒家的算计之中。如郎咸平所指出的，中国对外收购矿产，从07年的8起，08年的21起，几乎都是在油价高达147美元一桶之前所签订的合同。……行文至此，又看到国际金融炒家故意让力拓矿产集团公司毁约，导致原来以大亏损为收购代价的收购者--中国铝业公司陷入更巨大损失中的新闻，……这些都一再显示的，那些国际金融炒家、或有着美国背景的商人不是不想赚钱，而是他们始终不会放弃其对定价权的操纵；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骨子里深信"能源极限"观，因而，他们绝不会让自己所操控的稀缺资源，落到那些一旦发展起来、自己或自己国家就失去资源的国家企业。……在一而再地上当之后，如果中国的投资者至今看不透这一点，那就是愚蠢之极；把中国人的金钱一笔笔往豺狼嘴巴里扔，却怎么也套不着狼，还以为自己诚意不够，还以为出手不够大方，那就真的是无可救药了！…… 因此，一个必要的能源战略规划，是在继续展开博弈的同时，高速发展自己的新能源业。其中一个核心，便是电动汽车业。我认为，这是中国的历史使命！ 发展电动汽车，这不是一个新点子。早在2004年，中国学者秦淮就提出来了。在他看来，发展电动汽车，用电力取代油气燃料，可行性极高。首先，电动汽车的制造一点都不难。电动汽车的构造比内燃机技术为基础的汽车简单得多。因为电动汽车不需要发动机总成，变速箱总成、复杂的油路和进排气装置等。这些都不需要。一个马达一块电池就可以了。直流电可以无级变速。单就制造工艺方面说，车的成本也可以大大降低。……但造电动汽车的主要难点，就是目前还造不出适宜商用的、能够满足动力要求的燃料电池。（秦淮：《大道至简》，中国发展出版社，P231。） 在中国的发展能源规划部的人看来，目前电动汽车的技术确实还不成熟。因此，在《能源规划》出台过程中，报道了财政部的目标只是"到2012年推广不低于6万辆新能源汽车"。我认为，这个"6万辆"根本称不上是对电动车的重视，也根本谈不上战略性。我们不能等到油价不断高涨之后、或石油危机爆发之时才临急抱佛脚地提出大力发展电动车！如果按照这种既定的发展速度，未来10年之内，一旦石油危机袭来，中国经济也必然是陷入瘫痪的。何况，美国完全可以在2012年左右就针对中国发动一场石油危机！因此我认为，中国财政部的2012年的目标至少应该是"6万辆"的10倍，甚至是100倍以上；而且不应只针对公共领域的激励，更应是针对日益庞大的个人消费市场的激励。 中国不能等到技术成熟才大力发展电动汽车业，应该立即起行！何况，这是唯一一个受到西方技术制约最少的领域--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的一个技术遗憾，是实现了电力的普遍应用和汽车的普遍应用这两个重要里程碑，却未能将这两个里程碑式的产品合二为一。这一技术遗憾，正是中国能以更少的技术制约寻求拓展的大好时机。 最近有消息说，美国能源部将停止拨款给氢燃料电池汽车的研发。因为这种汽车在未来10～20内无法投入实际使用。美国政（审核）府将倾向于可更快产生效益的项目。……我认为，这可能又是美国能源的战略（阴谋）部署。美国欲故意滞延电池技术的发展速度，从而更快驱使世界能源危机爆发，以达其"增长极限"下继续控制、弄垮世界（主要是金砖四国）的目的。美国的这种策略，一如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遭遇石油危机后，在日本汽车全力向省油技术发展的时候，仍然鼓励美国汽车业走高耗油路线一样。美国当然意识不到，当年的高耗油能源战略赌注，恰恰是导致其汽车业破产的深层原因之一…… 也无论美国能源居心如何，中国都应该捉住这个机会，高速、乃至超高速发展电动车业。切不可像前几年那样，为了城建，一些地方政（审核）府以"不安全"和"破坏环保"为名大力打（校）压电动摩托车，这是对电动车业的迫害。因为，这两个罪名其实都是这些地方政（审核）府编造出来的，安全不安全，在于交通部和有关部门有没有针对电动车的变化而制定相应的交通措施；至于环保，只要对燃料电池进行系统回收，就会变成化废为宝了。…… 目前，中国有一些专门生产电动汽车的企业，除了电动轿车、电动巡逻车、电动观光车外，电动货车、电动与太阳能汽车都已经可以推向了市场。其中的佼佼者，以"国内电动第一车"面世的众泰2008EV，一次充电能行走300公里，最高速110公里/小时，还勉强能上高速公路。……性能远胜于国内其他电动车充电一次只能行驶100～150公里的水平。也因为这样，一般电动汽车的定位都是购买力相对较低的受众，其价位（一般不到3万元）；而另一些将电动和汽油混合动力车则相对价格过高。 要将发展电动汽车业作为一种历史使命，政（审核）府不能只按《能源规划》中那样去实施各种相关配套产业工程。应该采取更灵活的做法。譬如，对于一些燃料电池只能使用五年的电动汽车，政（审核）府也应鼓励购买，只要届时更换或升级燃料电池就可以继续使用，使得整车的报废期和燃油汽车相当就可以了。 更重要的是，政（审核）府应当以身作则，将各政（审核）府机关部门的公车（特别是大排量公车，以及每天执行交通任务在既有电动汽车技术承受范围以内的公车），部分更换成电动汽车，乃至在中国政（审核）府向外界宣布，它将在每年高达500亿元的汽车采购额中，以逐年增加比例（如10％）的速度增加新能源车（主要是电动车、非汽油类汽车）的采购配额，这一做法将起到促进汽车行业及相关企业加快电动车创新的作用；而且，对于政（审核）府本身的精简变革也非常有效：这种做法不仅能将政（审核）府支出的"大块头"--交通成本耗能降低80％，而每年汽车采购开支也可以削减50％（250亿元）以上。……这种做法，远比形式主（审）义的"能源紧缺体验日"有意义得多，而且将帮助电动汽车业更快发展起来。 但必须强调一点，现今有种观点非常流行：既然国内汽车企业核心技术的缺失大多集中在传统技术，而传统的燃油汽车早晚是要被新能源车辆取代的，我们可以干脆绕开这些，直接研发更新的技术，比如氢动、燃料电池等等。持这些观点的人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常识：新能源车不是无本之木，没有传统技术的长期积累，新技术一样玩不转。因为未来的汽车依然是个复杂的机电一体化产品，很多技术都是一点点进化的，至少，车身和悬架等部分不会和现在的汽车有本质的区别。更危险的想法是在整合创新的幌子下玩空手道。年初新能源车的补贴政策一出台，众多国内客车制造商就纷纷找国外的混合动力系统供应商拼装混合动力客车，其中最成功的是福田，靠伊顿的技术一举拿下800辆北（校）京公交的大单，正常利润加上政（审核）府补贴，比自己苦苦研发强多了。在这种示范效应下，伊顿今年在中国的业务量增长了将近一倍。在浮躁的社会风气和短期利益的驱动下，现在基本没人愿意踏踏实实潜心搞研究。表面的繁荣或许能掩盖一些问题，但核心技术的空心化带来的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李洋：《空虚的核心》，《汽车之友》，2009年第12期。） 中国必须检讨其对新能源车的鼓励政策和定位，如果鼓励方式不当，如果鼓励的对象总是公交系统而不是具体的民用阶层，其促使汽车业继续这种急功近利的方式前进，那么，所谓"发展新能源，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提高国际竞争力，扩内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可持续发展……"都只能是大话连篇了。…… 4. 组建中国能源企业联（校）盟 中国的能源相关企业，以及寻求海外拓展的企业，应该建立一个企业联（校）盟。 这不是指中国企业现今已然建立的那些行业协会、行业联（校）盟，而是特指定位于中国能源相关企业、海外拓展企业为对象而构建的中国能源企业联（校）盟。 联（校）盟的结构，至少可以考虑采取松散的紧密结构。联（校）盟的一个重点，除了提高合作的技术层面，一致对"狼群"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情报互联。 前文提及的，中国对外收购矿产，从07年的8起，08年的21起，几乎都是在油价高达147美元一桶之前所签订的合同。……这个陷阱，正如郎咸平所分析的，是从油价70、80美元开始向上走的时候开始的，那些国际投行故意向中国企业推销其矿产和远期石油合同，并且以看涨为由，诱使中国能源企业一步步陷入陷阱里，每当他们所操纵的油价上升一些，他们就会继续推销其矿产和远期石油合同，并每每预言油价将要升至更高价位来诱使中国企业心痒痒，到最后，在油价达致130、140、乃至147美元之时，国际投行才展开超限的游说，他们不仅单方面再度向中国企业预言油价继续看涨，而且还动用了所有的力量--包括专家的力量，譬如，那位国际金融炒家的马前卒包括罗杰斯等人就在媒体上宣布，"油价会涨到200美元一桶"云云，于是，在国际金融炒家的唱双簧之下，中国企业几乎全部坠入陷阱之中，损失超巨！ 分析这些企业对外收购矿产的行为，或是购买陷阱式远期合约，它们大多是各自分散行动的，以致它们如此轻易地成为国际金融炒家逐个击破的对象。……如果建立了企业联（校）盟级别的情报系统，当油价达致147美元之时，它们就能互通信息，突然发现，那些"狼群"竟然在"不约而同"地以"最后交易机会"来向它和其它联（校）盟企业鼓吹其产品，他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局，就不会相继地、甚至不约而同地坠入同一个陷阱之中。 能源企业联（校）盟除了注重上述情报互动之外，还应学会主动出击，在这一点上，能源企业就不能只和其它国内能源企业合作，还要与国内优秀的情报研究系统互联。譬如，由宋鸿兵于2009年2月创办、并担任院长的环球财经研究院（宋鸿兵表示，枯燥的数据和图表只是他分析的工具之一，他将通过对西方金融界人脉关系的分析，预测未来的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在我看来，这个定位于对"对统治世界的17人俱乐部展开研究"的环球财经研究院，对于能源企业联（校）盟而言，实在是一瑰宝！ 5. 根治学术造假--引入论文监督软件 这是一个很容易办到的事情。向香港的那些大学引入一个知识创新监督软件，照搬香港以此软件检查论文和科技创造的真实性。--中国现在及以后所有文科教的论文都要接受这一软件的检查。论文是否弄虚作假、抄袭，一下子就可以查到。就这么简单。 在我看来，所有大学都能立刻导入这样一个软件，不用一个星期，充其量不到一个月，谁都能学会操作这个软件。换句话说，只要愿意，不用一个月，中国所有大学、科研部门都能建立一个知识创新监督系统。 这里不需要罗列条条大道理，不需要向人大、国务院呈送变革报告，也不需要考虑如何重建论文创作监督系统，也不需要那位教育部长大呼 "零容忍"。只要做到了这一点，比一切都实际。 如果将利用这一软件进行双重监督，即论文除了接受其所属大学、科研机关的监督之外，也要接受知识产权管理中心的监督。那么，一旦发现大学监督之外的论文和科技仍然存在弄虚作假的成分，则该大学及其相关负责人也将遭受重罚！剥夺其教授、博士、学者等职衔。 经此一役，"国际笑话"也就不再有了；也许，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之内，国内的那些大学和科研部门，将增加许多忙碌的身影，因为你没有真材实料，就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同时，我们也可以期待，不用多久，我们将有可能看到许多高含金量的论文、新发明、新创造在中国的各个角落不断出现。 这是一个多么容易、多么富于奇效的变革！只是，从此就累了那些成千上万的，总想着蒙混过关、一心指望拉关系、弄虚作假牟取职称、学位和地位的人了。……[待续] 当今中国政治的灵魂之巅、和那些高举马克思思想的人可以说，中国今天所有的发展之策，应对危机之策，取得成效的，几乎无一不是西方产物。 甚至是在现今中国政治的灵魂之巅--也就是那个所谓的政治最高指导思想--马克思主（审）义，其实也是舶来品。仔细观察之，便发现，真正决定着这种马克思主（审）义动向的，并不是马克思思想本身，而是那些马克思思想的解说者、空谈者。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看看国内的有关马克思主（审）义的新论述，无一不是空泛之谈，他们一再强调《资本论》的重要性，及其普世价值重现，并宣称从哲学角度再度发现了《资本论》中的更大的光芒。宣称马克思不仅是"千年经济学家"，而且是"千年哲学家"和"最大哲学家"，……如此论述纭纭，却又提不出《资本论》应用于当下危机的一个所以然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臭名昭著的缺点，借用余秋雨的话说，就是热衷于理论上"画鬼"，而不敢在技术上"画虎"。……事实上，这些年来，《资本论》上的金粉已经堆积如山，已经让人看不清《资本论》本身了。 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后，中国有学者嘲笑美国已然变成了"世界最大的社会主（审）义国家"，认为这是社会主（审）义的胜利；并把近两年来重新掀起的《资本论》热，视为"资本主（审）义必然灭亡，社会主（审）义必然胜利"的到来……他们显然看不到美国这样做的恐怖性，也看不到今日世界的主要矛盾根本与资、社无关，而对自身所存在的各种缺点却愈发以优点自诩。…… 如果没有足够的数据来证明自己的优越性，就把焦点锁定于找对手的差劲，往往是另一种更糟糕的差劲。曾几何时，在学校的政治课老师这样告诉我们，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审）义必然灭亡的三个原因：一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二是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即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第三个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结果这三个原因率先成为了前苏联、乃至东欧各社会主（审）义国家灭亡的重要原因。既讽刺、又令人困惑的是，至今仍有不少中国官方学者经常拿欧美资本主（审）义国家的贫富差距来取笑，却始终不敢面对的是，中国如今的贫富差距早已超越欧美诸国。（见：《报告显示:中国最富的150万个家庭占有70％财富》，《中国青年报》，2006-10-18）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一些中国官员，会以美国股市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中下跌了40.6％这一数字来说明中国社会主（审）义的"无比优越性"？因为同年的中国股市跌幅65％，仅次于俄罗斯的72％。那些嘲笑美国现今失业率创25年来新高的国人，却似乎没有看到，美国的失业率再糟也远比现今的中国要好得多。……凡此种种，别人是"五十步笑百步"已可笑，为什么中国却要"百步笑五十步"呢？ 更令人疑惑的是，中国对这样的"创新"却总是感觉良好，还做着"大国崛起"的美梦；国人似乎至今仍未曾认识到，历史上还从来不曾有一个国家，能只靠引进别国的思想和机制来使得自己达致超越别国、继而成为大国的命运。中国焉能超越这一历史客观事实之外。 而知识界的互相抄袭，久而久之所形成的恶果，是一种令人恐怖的、所谓共同的基本价值理论的形成；这种论调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们以"共同识见"的名义，大肆宣扬一个似是而非的、误国误民的理论--没有比这种"千佛一面"更可怕的思想了！" 流动性过剩"就是一个其自揭西洋镜的实例。如果不是朗咸平、宋鸿兵等人的竭力阻止，恐怕这种"共同识见"会成为又一次由中国知识精英倡导下的集体造孽了。既有学识的局限，使得他们面对新局势而时常得出错误的见解，并基于错误的见解得出进一步错误的规划建议。…… 中国，怎么会变成一个以模仿、抄袭来维持生计的国家呢？这种延续了两千多年的陋习，横跨封建、现代和后现代社会的雷同，算不算是一种民族传统？！以此模仿与抄袭所带来的"创新"，其背后的思想桎梏，难道不是更为危险的吗？ 中国教育体系所陷入的陷阱 还须严厉批评的是，是中国的教育。 像其它政（审核）府部门一样，中国教育的所谓"改革"、"大革命"，要么是不成功的尝试，要么，是东施效颦式的抄袭。从建国之初到1978年前，中国教育的主要抄袭对象，是前苏联的教育体系，期间毛（审）泽东搞过两次"走自己的路"式的"教育大革命"，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而1978年后至今，中国教育的主要抄袭对象，则是西方的教育体系。而且同样地，在抄袭中展示出东施效颦的迹象。 譬如，中国1997年始推行至今的大学扩招，是抄袭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70年代）；而其后不久推行的高校成本分摊政策，则是对美国学者D.B.约翰斯通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1986）的抄袭。这两项理论的导入，曾被国内学者视为"抓其根本"，但它们导入中国的结果却是，除了义务教育之外，中国的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变成了国人致贫的首因。即便是那些依靠砸锅卖铁而获得高中和大学教育的家庭，不久也发现，他们的孩子还得面对的是"90％的失业率"。…… 一个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人，是教育部部长周（审）济（尽管他有不少替罪羔羊的成分）。 这位中国的最高教育主管，其一直以来所志得意满的教育成就，不外乎两个：其一，在其任内，中国义务教育入学率和大学入学率进入了普及阶段；其二，更值得骄傲的是，1983年5月，中国诞生了首批博士；然后，仅仅用了25年时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甚至也在这同一年，即2007年，中国的科技论文总数也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然而事实的真（校）相是，在第一项"成就"的背后，是众多家庭的因教育而致贫，和大学毕业生所面临的超高失业率！前者，显然会让约翰斯通大跌眼镜；后者，即便是马丁博罗再生也将感到哭笑不得！ 至于第二项"成就"，更是一个国际大笑话。这样的世界第一，实际上是依靠发放头衔而造就的空前繁荣假象。中国教育界只用25年便完成赶英超美，可见，这种头衔发放的"大跃进"速度不可不谓之"前无古人"。……如果这些头衔的实质与知识的创造成正比，25年后的中国，便应该是一个领导世界的创新之国了！其科技、经济和文化成就也理当居于世界第一。而最大的讽刺是，中国目前仍是一个"抄袭"大国。 显而易见，中国教育事业在行政的介入（原意为"指导"）下，一直都陷于抄袭、弄虚作假、学术官僚化和学术腐（审）败之中。即便这位国家教育部部长在不久前提出对学术腐（审）败"零容忍"的口号，也不会让人给予多大的信任。因为，正是这位好大喜功的教育主管，在其任内以发放头衔的方式，使得大学和官僚机构勾（审）结，教育学位（学历和职称）买卖成风，学术腐（审）败愈演愈烈，以致"博士"、"教授"、"经济学家"、"大师"等头衔满天飞，……我们又怎能指望这位"始作俑者"有多大的作为？ 事实上，在这出闹剧演变成国际第一大笑话之后，中国教育界也不知如何做出实质的改变。原因很简单，作为既得利益者、同时也作为教育变革主导者的中国知识分子，怎么舍得把自己的饭碗和利益革掉呢？！因而，无论当下危机如何紧迫，甚或关乎国家之存亡，他们都可以不当一回事，因为，凭借对开放头衔的追逐，便足以保证他们即便是在国家危机中也能有不断的利益扩张--而人（校）民的利益、乃至国家的利益，那是另一回事。 这些教育界的抄袭者总不曾意识到，其所抄袭的教育理论本身，即便是出于善意，也总是首先是基于经济发达国家自身而设计的，而不是为发展中国家而设计。因而这些理论的导入，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教育投入，只能使得中国在参与世界的教育竞争中，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军备竞赛"之中。这种实质上不断步西方国家后尘的追赶方式，无论是提高义务教育的年限，或是推行所为革命性的信息化教育，都只是看不到尽头的"军备竞赛"；长此以往，也足以把自身的教育体系拖垮。…… 再者，因为迷信伯乐论，中国教育体系的演变还有着一种独有的自我束缚，那就是，无论怎么变革，中国的教育体系都是一种以伯乐为尊的教育模式。这种模式强调的不是"点燃火焰"（苏格拉底语），即创新；而是"灌输"，即复制。--美其名曰"正统"、"标准化"、"规范化"。因而，这一教育体系越扩大，整个社会就越趋于僵化。其实施的精英教育政策部分，便如郎咸平所说的"集天下英才而毁之"；其推行的大众教育政策部分（9年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则无法帮助新一代获得足够的竞争力，甚至即便能帮助他们就业，也无法消除他们的贫困，而只能使得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成为低层次制造业、服务业的被剥削者。…… 这样的教育体系，其所能源源不断产出的"人才"，便是为社会各界提（校）供各自领域的专业的"抄写员"，他们只善于抄袭，而不善于创新。这种教育模式非常依赖于伯乐的视界，如果那些伯乐们不懂得创新，或自视为任何创新的终结性裁定者（他们通常把自己定位为后一种角色），那么，这些伯乐们的视界实质上就成为了学习者真正创新的瓶颈--事实正是如此。……因而，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一些国家领导人、学术权威在某某大学呼吁学生创新，而他所领导的部门、所倡导的理论，却毫无创新可言。换句话说，正是他们所操控、所领导的教育模式，束缚了新一代的创新！…… 看看北大、清华、南开、复旦这些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学近60年来的平庸，再看看今天那些主导国家政策的专家学者面对当前危机的黔驴技穷、自圆其说。……便很容易理解，正是中国教育事业在过去几十年来的因循守旧，造成了今日的"本领恐慌"。--他们过去所学，根本不足以使他们有能力带领中国走出危机。 还要再这样下去吗？回看自科举鼎盛以来的历代王朝吧！你还会发现，当这些王朝濒临毁灭之时，恰恰是其太学生（博士、教授、大学者）达致最多的时候。再看看前苏联，在其灭亡之时，这个国家自培育的知识分子、马列专家和苏共党员何尝不是天文数字？！……然而，这种靠"定于一尊"而展开的人才培育，靠发放头衔而造成的人才济济的假象，在今天这个知识时代，还能延续多久的生命力呢？！……许知远所说的"中国教育的破产"，也就是这样了。 缺乏无知之知--被洗脑和自满的自我感觉良好 我们为什么是如此的缺乏创新！我们为什么又是如此的自以为是！ 让我来揭这个谜底吧：这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所沿袭的思想惯性--伯乐意识，也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专家学者所特有的一个通病--缺乏无知之知。 一般而言，一个学者最大的惯性错误，就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视为对其所研究命题的终结性解决方案。而这种学者的惯性错误，以东方国度的学者居多。究其思想本源，实是伯乐论作祟。 如果你将中国学者的著作和西方学者的著作，特别是哲学类、思想类的著作作出一个分析对比，你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差异：中国的作者，几乎无一不表现出对其研究的某种思想、某个人盖棺定论式的终结性裁定。而西方的作者，更多的是对其研究的某种思想、或某个人展示出一种相对真理的描述，而且还带着一定的开放性，甚至是自我否定性。 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当中国的知识分子每每指责西方文明价值观强加于中国之时，这些以伯乐自居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每每以自以为正确的价值观来"好为人师"。 中国知识分子总看不惯西方知识界的那种"看不见结论"的讨论，而每每把自己的结论视为最正确的、终结性的答案。……几乎没有哪个中国学者能够超出这种自以为是的范畴。这些学者、精英们总是自视高人一等，认为一般普罗大众、甚至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也需要他们点拨、指引。……《反热钱战争》的作者张庭宾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在《反热钱战争》一书中，他详细跟进热钱在中国的情况，这固然是一个财经界学者的责任；然而，在同一本书里，张庭宾还顺道将中国电影界都批评得一无是处，俨然他就是电影界的"第一专家"口吻；继而，又发出"欲挽救人类文明于生死存亡之秋，必先拯救西方现代文明；欲拯救西方现代文明，必先拯救西方政治、经济和金融精英；欲拯救西方精英，必先在竞技场上战胜他们，折服他们……"这样的论断。言下之意，他俨然就把自己当成了西方文明的拯救者角色。然而你细看他所倡导的建议，不外乎就是一些别人已经提到过的解决途径，而他却自以为是地认为，只要中国按照他提出的四条反热钱的策略，上述抱负就一定能够实现。…… 反观西方的一些专家学者的著作，譬如，在奥巴马、索罗斯这些西方强人的著作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对不确定性现状的讨论，而对于当前的危机，他们没有具体的、确定性的对策，他们只是展示出无所畏惧的信心。仅此而已。……我认为，西方的这种视野，是一种对知识本身的正确态度。 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则大多凸显出一种已达致病入膏肓的"好为人师"症状。像张庭宾的这种口吻，和800年前，那位宋代学者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至少在口吻上并不二致。对张庭宾这样的学者，我还是建议他把精力集中于对热钱的跟踪和反狙击上，其它的，特别是并非他所研究范围的知识，他应该看到自己的无知之知。即便是他所钻研的主攻命题，也要保留适度的无知之知。这是非常必要的。 然而，要求中国的专家学者、中国政（审核）府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之知，在目前看来，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以胡鞍钢几个月前在凤凰卫视台的一次采访为例，这位学者被邀请分析国家三代领导人的局限性。对于前两代领导人的局限性，胡鞍钢的分析显得游刃有余，然而，一但说到现届领导人的发展治国思想之时，他便就此打住，不再谈局限性，而只谈优越性。他显然无法论及现今中国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中的不足，更谈不上谈及其中所存在的"必然的无知"。……对于前者，这究竟是思想局限，还是他面对采访的言论局限？如果是思想上的局限，那么，作为这一理论的倡导者，作为官方智囊，事实上现任领导人的局限也正是他的局限所在；如果是言论上的局限，那就由不得人了……无论怎么说，不知道自己的局限所在，不知道自己的无知所在，恰是胡鞍钢这样的学者的最大可怜之处！如前所述，正是他有份给予政（审核）府的决策指导导致了国家陷入如斯困境！ 请注意，我不是把责任推托在胡鞍钢这样的学者身上，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有怎样的行政模式，便衍生出怎样的专家学者模型。像胡鞍钢这些学术权威的研究方向，及其变革思路，与其屁（校）股所牵连的国家领导集体模式是"捆绑"在一起的。 事实上，现今中国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伯乐论基础上的科学发展观。官方所提出的"解放思想"概念，当中的具体内容，是由官方自己来设计、策划和导演，"伯乐"们指出，现今这一个年度（阶段）应解放什么思想，下一年度（阶段）又应解放什么思想，一切（包括未来）犹如掌握之中。……然而，说来说去，这样的"思想解放"和建国之初的"思想解放"并无多大分别，这样的变革也未曾跳出昔日那种隐含"必然论"的阶段论的禁锢。 在这一点上，我还必须要指出的是，所有的阶段论，包括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其最大的客观存在的错误，便是这些理论通常把未来发生的可能性定义为必然性来理解；或者说，他们习惯于把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当成了事实。 近年来，被宣传得最火的、也被界定为中国未来发展主流的"城市转型"，其实也是一种对西方国家已然过时的社会转型的抄袭。 似乎我们所属于的这个"不断转移"的时代，就是要适应不断的产业转移，而配合这种产业转移的政（审核）府模式，就是故意压迫当地低层次人口的生存空间，以便他们不得不迁移出去；再通过优惠政策将高层次人口和高智能产业请进来。说白了，就是把一批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工赶走，把一些高智商的人招进来，吸引全球高新产业来开办公司，就是城市转型了。……其实，郎咸平说得再好不过，不能做到"6＋1"的整合，也就是不能提升本地人口的综合竞争力，这样的城市无论怎么"赶人走"、"请人来"，怎么变，甚至把微软、英特尔这样的公司分店吸引到这里来，技术也无法变成你的。过去的实践不都证明如此吗？…… 这种转型所突显的，却恰恰是对那些我们口口声声呼吁要帮助的农民工的压迫和剥削，以及有利于国际金融炒家、国际资本炒家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掠夺和操控。……这种转型有许多的错误，但是对主导者（主张这样做的学者和政（审核）府）而言，似乎都没有看到自己的责任，……当胡鞍钢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到广东视察，提到"城市转型"这一观念时，他做了一个比喻："城市转型就像'换衣服'"。其言下之意，显然是指，在他们的指导下，将密集型制造业更换为高智能产业。只要把"旧衣服"丢掉，把"新衣服"穿上，就完成城市的升级换代了。然而，似乎没有人会这样问，为什么胡鞍钢这样的学术权威自己不"换衣服"？为什么相关负责的行政体系不"换衣服"？面对竞争，如果学术界、行政体系能够"升级换代"，那难道不是更有效吗？ 相信一旦问到这里，这个问题就被卡住了。事实上，行政体系现今的学术行政化、论资排辈的结果，使得那些有"终身制"保障的公职人员和学术权威们，不到退休年龄，谁也不会买你这种"换衣服"的账！要想像对待那些低层次制造业、低技术含量工人那样对待他们自己，没门！…… 说到底，在一个缺乏无知之知的管理氛围中，当出现了危机或问题，这些"伯乐"从来不会引咎辞职，把自己视为"永动机"的他们，也不会认为自己负有主要责任，他们往往把问题丢给"客观"、"社会"和"他人"--事实上，既有的伯乐制度也为他们诿过于人提（校）供了足够的空间，而且隐蔽；就如那种以通货膨胀来剥夺人（校）民的钱包的空间一样宽广、隐蔽。…… 因为信奉自己拥有最高明的管理思想，认为自己代表了中国人（校）民，或代表了自己所服务的阶层或群体，这些伯乐认为自己有能力仲裁天下政治；决定审批经济的程度；乃至拥有着表面上有、而其实没有制衡的绝对权力…… 除了中国的官员之外，中国的法官也是一样的。中国的法官，之所以被设计成比之西方普通法系中的法官拥有更多的权力，是因为伯乐观念认为，不仅中国法官的专家特性使得他们比诉讼者更懂得法律，而且赋予法官更多的权力有助于他们主持正义；因而，即便是中国法律体系决定变革，要借鉴西方的陪审团制度，构建了中国特色的"职业陪审员"，而事实上，这些"职业陪审员"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 "法庭上的专门抄写员"而已，他们都只是中国法官的权力的附庸，中国法官甚至可以私下会见诉讼的双方，以"和谐社会"的名义，然而，我们的社会真的会因此而和谐吗？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法官的权力没有制衡，才使得我们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体系不断受损…… 以伯乐逻辑经营的教育体系，不仅是教（校）师和书本所扮演的"绝对权威"角色，也不仅是标准答案化、灌输式的、"千人一面"的教育，便是把那些学术权威、学校、教育部门的行政官员，他们总是号召学生们、后辈们要有所创新，然而创新的方向却往往要经过他们的"首肯"，他们相信他们的经验可以让晚辈们"不出偏"，却往往意识不到，他们实际上所扮演的是创新的拦路石，他们的伯乐角色甚至使得他们自己也成为了"千佛一面"的模子…… 还有那些文化界、传媒界的伯乐，他们常常扮演着大众文化、海外媒体（如香港电视台、CNN等）的新闻报道内容的仲裁者角色，然而，当他们正刻意为那些他们眼中不适宜普罗大众观看的节目和新闻设置"公益广告"和"遮掩"之时，并以此视为对政（审核）府所倡导的主流价值的维护，以及对基层人（校）民的心智保护，却不知道，作为伯乐的他们、甚至是政（审核）府所倡导的主流价值，早已身处西方思想的洗脑之中了…… 甚至是那个叫做《百家讲坛》的节目，其实也与"百家争鸣"完全不搭调，因为当中一个人负责主讲一个主题方面的内容，而且"谁有资格担任主讲者"的角色问题，还是中国电视台的那个"伯乐"说了算。《百家讲坛》，其实也只是"伯乐讲坛"。……似乎中国每一个领域都有着这样那样的伯乐，然后这些伯乐都服从于政治最高端的那个伯乐。却没有意识到，如果那个伯乐也出了问题，人（校）民还能怎么样？…… 从上述例子可见，伯乐意识和伯乐管理思想，在中国无处不在。 "民（审）主集中制"比之"民（审）主制"，有着更多的驱使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担当"好为人师"的动因。因为它把精英摆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让这些精英行使人（校）民的权力；这种观念总是认为，普罗大众所明白的事理总无法和那些身为专家学者的精英来得精明和睿智，因而这些精英需要承担教导人（校）民的角色--所谓"教化众生"是也。…… 此外，中国还有不少这样的专家学者，他们对于各种社会问题和危机总能提出不少精辟的见解，恍如入木三分；但一谈到解决危机的思路，还是老一套--不外乎就是建议构建一个伯乐机构，或是建议如何更好地做好伯乐，或是如何改良伯乐制度来解决问题，建来议去都跳不出"伯乐论"的巢穴。 譬如，中国政（审核）府现今把改革机构的权力交给发改委，就是一种伯乐思路。在去年两会上，政协委员在讨论政（审核）府机构改革时，时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的李金华，直言不讳地称：把改革放在发改委，是不合适。本来发改委就是机构改革的龙头，最需要改革的就是它，它去牵头搞机构改革，这个怎么可能呢？让伯乐改革自己，也就是所谓的政（审核）府自我变革，有这个可能吗？想一想伯特兰罗素的"理发师的困惑"，再想一想，一个医生（伯乐）病了，需要动一个全身麻醉后才能施行的手术，他怎么能自我完成呢？ 再如，那位教授MBA、企业总裁、政（审核）府官员逾万名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韩秀云，在其所著的《金融海啸与我何干》一书中，就表现出一种对她自己、以及他所教授的政（审核）府官员的"自信"，她所提出的解危思路，就是她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父母官"观念，在她看来，这种观念"在21世纪不应过时"，尽管"今天的父母官比100年前、500年前难当了"，但要解决危机，中国政（审核）府还是应从如何当好一个"父母官"的角色寻求出路。……说到底，韩秀云只看到百姓把政（审核）府和官员比作父母官，代表百姓对政（审核）府的信任以及政（审核）府的责任，但她看不到，父母官也隐含了把百姓界定为"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的局限，这种局限不亚于封建社会的帝王和百姓的关系，即便是帝王"爱民如子"，但帝王是"牧羊人"，而老百姓是"羊"，帝王对老百姓的"爱"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赐予，而无论如何，老百姓始终都是"羊"，他不能与帝王有相同的地位。显然，韩秀云看不到父母官观念所隐藏的这种根深蒂固的不平等；而韩秀云更看不到的是，许多属于"孩子"（人（校）民）的权利和责任，是父母官根本承担不了的。…… 也正因为有着这样的父母官意识存在，一个公职人员最需要具备的公仆意识就无法真正发挥出来。或者说，一个政（审核）府只要奉行"精英治国"的管理哲学，它的构成人员--公职人员就不可能变成真正的公仆，而他们所拥有的特权就只能促使官本位体制日渐僵化，直至消亡；因为认为自己是智慧高于人（校）民的专家部门，因而那种像卫生部指引馒头的制作规范要求，工信部要求全民电脑安装"绿坝"软件等的行为，都是政（审核）府的伯乐思想作祟，并对此造成的对人（校）民和市场自由性的越权、以及对社会公义的破损还懵然不知。应该说，只要这个政（审核）府奉行伯乐至上（即政治至上、人大代表至上、业界精英至上、哪怕是知识分子至上等等），它就无法做到真正的"为人（校）民服务"。…… 这是一种在我们的政治管理史上从来未曾正视过的管理谬误，这种观念的最大缺陷是，其通常认为，一个人成为精英之后，他或她就能摒除无知；而不曾从根本上认识到，无论一个精英（领袖、或执政党、组织）的知识多么全面，其所依凭的知识本身都存在着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总不能被这个人或组织自身、社会所发现，它们存在于"必然的无知"之中。在我看来，这些伯乐论者的千言万语，实在抵不过香港艺人莫文蔚的一句话："一切都是谜，一个谜的答案是另一个谜。"谜是永无穷尽的！所有精英的缺陷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他或她可以为一些问题找到答案，但答案背后的谜却是常常是他或她意料之外的；今天我们所做出的各种决策，谁能知道将如何影响我们未来？--这就是精英的致命弱点，对于未来，事实上，所有人都一无所知。 如果说，国内没有人认识到这种"无知"，那也是不确切的。事实上，据我所知，在90两代后期，在何怀宏、邓正来等学者的倡导之下，这种"无知之知"的系统倡导者--哈耶克、波普尔等人及其思想已被引入中国，并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甚至是一些学术权威的重视。……除了茅于轼之外，国内有不少学界人士，如张维迎、汪丁丁等，甚至还有不少新一代的政界新锐，他们当中已有不少人，都系统阅读、分析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和《自由秩序原理》（1960），甚至认真阅读了哈耶克、伯特兰罗素等人的系统思想。但是，一种还不曾被这些人自我觉察的讽刺是，如果你问这些专家学者对于哈耶克思想的应用，是不是中国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他们大多的回答是"是"；但当你问他们现在如何应用哈耶克等人的思想，则大多数的回答也是一样的："未到时候"或"不合时宜"。……换句话说，他们根本看不到哈耶克思想和中国社会的现在有什么技术上可贯彻得到的衔接。 在十（审）七大上，中国呼唤以创新立国，但如果中国不能从根本上反省束缚其自身的伯乐论，那么，其所追求的"创新"将和过去一样，都只是一种旧瓶装新酒的把戏。因为，创新的本质，就是对过去、对既有知识的否定、背叛，也就是对伯乐、权威的否定、背叛；而且，创新的本意还包含了严谨的自我批评。……因此，我质疑，那些呼唤创新的人，是否真正认识到了这一点。 是的，我们必须创新！温总理说得好，"创新可以赢得中国企业和人（校）民的尊严。"然而，在这样一种伯乐意识充斥的文化、社会体系中，中华民族有何创新可言？又如何不是作茧自缚？……不知道自己的局限性，更不知道如何建立机制以弥补自己的局限性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专家学者群，又怎能"解放"人（校）民的力量？又怎能"带领"国家、"引领"中华民族走出空前危机呢？！……继续这样的循规蹈矩下来，中国企业和人（校）民，又如何能赢得多少尊严呢？！…… 宏观调控论的根本性缺陷另一个应该指出其谬误所在的，是宏观调控论。 表面上，这是一个中国发明，但如果你看看它的核心，你就会发现，这不过是马克思的"一个中心论"的延续，又或者说，是一种新瓶装旧酒的伯乐论。 伯乐论有多历史悠久？其渊源简直可以追溯至炎黄年代。……2001年，经济学家茅于轼作《千里马与伯乐孰个重？》指出"伯乐论"谬误所在，指出唐朝学者韩愈所论述的"伯乐比千里马更重要"的观点的致命缺陷所在--也就是那个"谁是伯乐"的问题。茅于轼非常有力地指出，中国当前行政管理上所千百年沿袭至今的管理范式，其根本性缺陷，就是无法确认谁是"伯乐"，即便选出了"伯乐"，也不知道这些"伯乐"的权限所在，……特别在最近几年，已经有越来越多中国学者都晓得指出，昔日中国所奉行的计划经济的错误所在；都开始认同西方经济学中的"有限政（审核）府"概念。……2008年底，当中国提出以"四万亿"救（审）市之时，国内也有不少媒体、学者纷纷指出，"宏观调控，那是上帝的事！" 然而，在另一头，在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个在管理层中，被众多当权的专家学者称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中国模式"，仍在一片歌功颂德的声浪中自满异常。而事实上，这种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核心，无非就是"宏观调控论"。 当"计划经济"和"无限政（审核）府"概念的失灵，市场经济的导入，促使中国进入新一轮的经济腾飞，这一次，中国尝试了"计划"与"市场"的结合。然而，这一次"市场"的导入，不仅存在着中国学界对"市场"这一理念的认知不足，而且也存在着对"计划"本身有着先入为主的管理思维定势。 因而，这一次借鉴（抄袭）而来的结合，并不是真正导入点燃西方文明的发展模式--即在自下而上的基础上进行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以市场经济主导为基础上的政（审核）府管理模式。而是一种在自上而下的基础上进行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也就是以政（审核）府主导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模式。比起过往纯粹的计划经济，这种结合尝试了政（审核）府和市场的关系重建，但本质而言，它依然是一种政治至上、精英至上的伯乐经济模式。而宏观调控论，便是这种中国式结合的一个"创新"。 宏观调控论，表面上，按照其代表人物--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的解释，宏观调控是中国特有的概念，对应的英文叫"经济控制"，但在一些发达的市场国家不用这个词，基本上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换句话说，经济发达如欧美等国家，对经济控制的手段范畴，都只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上；而中国的宏观调控论，除了包含这种经济手段--即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之外，还有法律手段、行政手段。也就是经济、法律和政治的"三合一"。 至于目标，中国比发达国家更为庞大。如祝宝良所言："国外的经济控制目标往往有四大目标：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而中国的宏观调控目标，除了这四大目标以外还有一个所谓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就是现在所说的，比如城乡之间的差距、区域之间的差距、产业结构不合理、需求结构、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也不合理，还有一、二、三产业结构不合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国家、企业、个人收入分配不合理，国家、企业拿得多一点，个人拿得少一点，而每个人之间收入可能也不太公平等等，这些都是宏观调控的目标。……" 政治、经济和法律的"三合一"，这就意味着，在执行所谓的宏观调控之时，由一个中心来指挥政治、经济和法律之间的互相协调。这种说法的另一层面的事实是：这只是把政治、经济和法律重新捆绑在一起，使得这些系统彼此都无法独立操作。而最终的权力，还是集中在一个中心--那个"协调者"--政（审核）府（执政党）本身。而且这种权力的集中更具绝对性--那些负责指导和执行所谓的宏观调控的人或组织，他们的权力几乎没有任何的制约。 最近几年来，不是没有人指出中国所推行的"审批经济"模式的缺陷；像中国前最高法院院长萧扬也曾经提出让司法系统独立出来；也有不少学者向国家提出党政分开；……但这些建议为什么都得到冷遇？……最深层的原因，就是执政党更相信自身所"创造"的宏观调控论。 他们至今未曾真正意识到的是，发轫于80年代，形成于90年代中后期的宏观调控论，实质上，只是对伯乐论的抄袭，而且还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绝对权力论。宏观调控论假科学之名，将政治重新权力绝对化，甚至使之成为国家的最高执政方针；也正因为有了宏观调控论，政治至上、精英治国变得理所当然；更深层地说，宏观调控论使得既得利益阶层的主体--公职人员的权力扩张有了充分的论据，它简直是公职人员扩张、既得利益阶层维护其利益的最高思想武器。 谁有资格担当这个宏观调控者，是祝宝良吗？如果是真的话，那么，现今形势显然不在他的预测模型之内。是国家领导吗？如果是真的话，我们过去30年就不应只取得有限的进步，我们的制造业也不会陷入如斯窘困的今天，我们的大学生也不会面临"90％的失业率"。…… 换个角度说，西方那些经济学家，好歹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常客，他们尚且不敢建议政（审核）府将管理的权力延伸出经济手段的范畴，而中国的学术权威，其学术造诣尚且连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门槛也没进入，却每每展现出比他们经常抄袭的西方经济学家更大的口气。对于西方经济学家而言，调节经济的四大目标尚且难以长久保持成效；而中国的宏观调控论，在缺乏原创经济思想的情况之下，除了四大目标之外，还要调总量、调结构；除了经济手段，还要将法律、行政纳入其"运筹帷幄"之中，俨然他们自己就是对政治、经济、法律乃至社会体系无所不知的全才。……看不到自己的无知，认识不到自己的有限性，更认识不到科学的有限性，是这些宏观调控论者的症结所在。 其实，一个真正懂得科学的人，是不会让自己、甚或让自己参与的事务（特别是国家事务）陷入如斯境地的！更不会有"好为人师"之患！正如茅于轼所推论的，要鉴定谁有资格当伯乐（宏观调控者），推论下来，这个人必须是能知过去未来的，而且能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最好、最有效……--但事实上，除了上帝（如果存在上帝的话）之外，无人能够做得到。既然无人能够做得到，却为那些公职人员合法性地配置了这样的权力，这分明是向公职人员设置了一个他们自以为能够完成、但事实上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公职人员的任务不能完成，而赋予他们不合理却高度集中的合法权力，这必然导致权力的合法性误用、乱用和滥用，乃至行政监督体系的名存实亡，"绝对腐（审）败"系统化（这也是中国为什么越反腐（审）败越腐（审）败的根本原因）。…… 我们之所以仍那么相信宏观调控论，不是因为这一理论真的取得了什么成效，而是我们被利益相关的学术权威们、官方和媒体刻意包装的"非常有效"的假象所迷惑。 譬如，当市场物价失控，几乎没有人批评这实际上来自宏观调控的失败所致，而多把它归因于客观因素；而当物价得到控制，就立刻报道《物价渐趋稳定，宏观调控初见成效》之类的文章。正如我们今天常常看到媒体类似的"经济复苏，宏观调控成效卓著"的有关报道；……官方和媒体都习惯于把社会上的一切进步和功劳，都归因于宏观调控--这种长期宣传的结果，使得官方、媒体、乃至学术界，都从"欺人"（愚民）演变成"自欺"（自我愚弄）的境界。以致当宏观调控一再出错，这些精英们也只懂得用宏观调控的思维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甚至面对一而再的重蹈覆辙，也认为这只是某些领导者的技术错误，或某些宏观调控的技术细节未处理好的问题，非关宏观调控理论本身……。 我们必须清楚这样一个事实，今日中国陷入如斯重重危机的结果，都是宏观调控论造成的。看看祝宝良所列举的那些宏观调控的目标中，有哪一个目标真正在其掌控之中？你就会发现，真（校）相是：一个也没有。再重复一遍，一个也没有！如今城乡二元的两极分化，难道不是拜宏观调控所赐吗？今日的中国贫富差距越拉越大，难道不是宏观调控所致吗？产业结构越调越不合理，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也是越调越糟糕，……这些目标几乎无一不与其初衷背道而驰！ 而中国的这些宏观调控论者的另一个虚伪凸显，在于社会出现与其预言和调控对象的意外问题之时，往往会发表"问题不大"的言论，以掩饰失控的本质；继而，在问题愈发不可收拾之后，才发表"情况比预期还要严重"之类的言论。甚至在危机爆发好几个月后，才提出"现在开始商量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之类的新闻。……这些欺人自欺的把戏，在明眼人看来，恰恰是他们对自己无能的掩饰。 能够"回头是岸"的学者是难能可贵的。那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便是一个典范。这位在2008年初还一门心思教人如何宏观调控的经济学者，在2008年底的一次主题论坛演讲中却高呼：宏观经济是一门伪科学！……可是，绝大多数的被这种知识先入为主者，那些靠着这种论调加官晋爵者，又有多少能有许小年的勇气呢？！……但如果不作出这样的转变，它将是一条毁灭之路！ 中国创新的代名词--跟进、引进、复制、抄袭、模仿就从胡鞍钢开始吧，这位被中（审）央领导层视为智囊核心的人物，是个有着闪亮履历的学者，他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多所世界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作访问教授和客座研究员，现代中国研究领域学术领军人物之一，一位被视为"中国学术界思想活跃，成果显著"、"对中国学术界和公共政策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据介绍，自90年以来，这位经济学家向国家提出了"前瞻性的若干重大发展与改革建议"，诸如，1990年提出开发人力资源应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1998年提出创造就业作为优先发展目标，政（审核）府应从追求经济增长，转向解决民生；2000年提出协调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等等，这些重大政策建议先后被中（审）央政（审核）府所采纳。2000年，他还创办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出版国情报告，提（校）供及时和高质量的决策知识和资讯，参与多项国家重大决策的咨询。…… 然而，请问，他的所谓前瞻性建议中有那一条是有创造性的？没有。人力资本、就业率、以人为本，在西方早就大行其道了。更重要的是，这些美其名曰"借鉴"，实为"抄袭"的做法，在实际的应用中，更多表现为"东施效颦"和"邯郸学步"。这里特以胡鞍钢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为例，搞了几年，全国上下、各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各行各业，都在标榜自己已经重视了、也做到了"以人为本"。然而，在我看来，在提出"以人为本"的时候，中国人还搞不清楚"人"是什么，甚至还经常将"人"和"物"混淆，而且是将"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混淆，如此倡导"以人为本"的结果，便又回到"以物为本"、"群体（社会）为本"的田地。…… 此外，在最近一次凤凰台采访中，胡鞍钢把中国过去30年来的政治、经济变革，长期稳定和高增长称之为"天下大治"，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自我贴金。……将"天下大治"概括为三个稳定：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宏观经济稳定。而事实上，姑且莫论前两者的质量，单就宏观经济稳定而言，就根本是处于失控状态。 不妨拿中国改革开放后的30年和日本战后崛起的30年相比：日本从1950年～1980年期间，只花了20（审）年（至1970年），GDP就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而日本的另一项创造性的计划--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年推行）实施的结果，使得日本国民收入与其GDP几乎同步增长，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后，日本国民工（校）资的增长速度每年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工（校）资水平就已经与美国持平。 对比中国的30年，虽然维持了几乎每年的GDP高速增长，并终于在2007年超越德国，跃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日本和美国；然而，国民人均收入即便在改良统计方式后达致2360美元，也还是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水平。农民工30年来都无法摆脱一个"廉价劳工"的角色，珠三角农民工还曾爆出23年月均工（校）资只增长68元的苦况；如今这些人又和他们所寄托的企业一样，处于随时可被替换掉的高危状况之中；好不容易等到了最低工（校）资保障的法律出台，还赶上了郎咸平所说的"时机不对"；……两相比较，两国根本不在一个档次。而中国还是在大多数时候靠人口红利，靠盘剥、克扣薪水以及法律刻意滞后而换来的高速增长，这种所谓的"天下大治"，比之过去30年确有不少值得肯定之处，但比之邻国的"天下大治"，就显得太小儿科了，甚至也太丢人了。 更为可悲的是，中国创造GDP的最大武器，主要不是科技发明，也不是教育，而是钢筋水泥。这还是邓（审）小平南巡以来的一个"创新"，当GDP和地方官员的命运捆绑得愈发系统，自此之后，这种以钢筋水泥拉动GDP增长的势头愈演愈烈。……而胡鞍钢把这种"被西方认证为是一个政治压制"，界定为"恰恰符合中国自己的需求，自己的发展模式。"其效果也不过大致如此而已。他更不曾意识到，这个好不容易和中国发展建立系统结构的GDP标准，本身就是一个大圈套！…… 剑指中国的学术权威和思想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思想是多么的可怕！！如果这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那就远不是"可怕"所能概括的了！！！…… 这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发展、这个国家的奋发图强，都必须用别人的思想，用别人的理论；换句话说，如果不能真正创造性地提出适用于自己的学说，那么，这个信奉"伯乐论"、"精英治国"的国家，无论其知识精英也好，国家的领导人也好，都只能以抄袭治国。抄袭祖宗、抄袭西方各种的经济学说；甚至被"洗脑"了，帮着别人数钞票还懵然不知……。"呼唤创新"和"解放思想"只能是一种没有内涵的口号；所谓的"第一个吃螃蟹"、"敢为天下先"，其实也只是就一个地区以内的、或是国家范畴以内的新尝试而已，还美其名曰：借鉴、吸收、引进。而事实上，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山寨崛起学"？……观诸中国建国前30年，以及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新理论，无一不是模仿、抄袭之物。从马寅初、厉以宁，到胡鞍钢、林毅夫、张维迎、樊纲、周天勇，到茅于轼、汪丁丁，甚至是朗咸平、宋鸿兵、时寒冰等，看看这些人所提出的建议，尽管他们之间的观点各自不同，但不外乎都是西方某个流派的支持者而已。 譬如马寅初，这位新中国的第一位北大校长，"新人口论"的倡导者。尽管在面对国家领袖和全国人（校）民的批判下，仍然坚持自己所认同的观点，马寅初表现出了一个真正学者的风范。但这并不足以证明他所坚持的观点就是正确的。而且，尽管他在《新人口论》一书中，一再批评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只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但事实上，他的著作不过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的沿袭，或称为"《人口原理》在中国社会的应用"而已。……何况在《新人口论》中，马寅初还根本不曾认识到"未富先老"这样的问题。…… 马寅初尚且如此，其他人呢？眼前所见，中国的那些知识精英们，那些拥有硕士、博士头衔的政（审核）府官员们，其所谓的创新、创举，几乎无一不是抄袭与复制的衍生物。…… 我们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别人的思想和理论，不总是一种基于良好意愿的产物。譬如，当一种学说所适用的年代已经过去；又或是，当一些思想的创建者，刻意为其领先的思想、理论下套、加"密匙"，那么，那些复制这种思想、理论的国家就只有中招的份儿，而且至死不悟。 这正是我必须腾出一定的篇幅来批评当代中国的专家学者的重要原因。--在此，如果我不能指出当前建议、决策中国的国家领导层、学术权威、中（审）央智囊团、发改委、以及那些即便是德高望重的学者，如果我不能指出他们究竟错在哪里，那么，这些人就不会真正知道自己的错误所在，也会继续自以为是、或继续蒙混过关……；果真如此，这篇文章的每一个字都将变成垃圾了。 批评当代的专家学者--显然不止我一个人在这样做。年初，郎咸平就曾骄傲地宣称，在2008年对全国形势分析的判断上，"全国所有经济学者都错了，只有他一个人是对的。"而时寒冰也在日前撰文《专家为何屡屡误判经济形势》，指出那些"挂着专家头衔的人、尤其是有关部门豢养的经济学家（或各种专家），由于沾染上浓郁的权力色彩而屡屡误判经济走势，给经济决策造成了极大的误导。" 我觉得这样的批评是不足够的。我也不认为郎咸平和时寒冰的话能被那些批评者听得进去。这些占了大多数的专家学者，都被自己的"屁（校）股"决定了大脑--他们事实上仍将扮演主导国家变革的阻力，尽管国家新近让前国家副总理曾（审）培炎重组智囊团，但我并不认为这样的智囊团能产生什么本质的改变。正如法国学者皮埃尔•波丢（Pierre Bourdieu）在《人：学术者》一书中所指出的：专家学者的视野、观点、及其学术研修方向的定位，往往被其"屁（校）股"所左右。--这不是"一些"、或称之为"少数"的专家学者的特例，而是整个学术界、知识界的普遍事实！…… 在这里，我更想比较系统地指出，那些一直以来指导着我们前进的思想和学说及其倡导者们的局限所在。因此，我要点出一些具体的学者名字，但必须厘清的一点是，这是对事，而不是对人。 解读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危机 像美、欧、日这些拥有核心技术的国家，犹如古埃及的法老王，驱使千万奴隶为他们建造追求永生的金字塔，尽管奴隶们可因此得以维持生计，奴隶们也许可以骄傲地对另一些没有建造过金字塔的奴隶说，他们建造了伟大的金字塔。但实质上，金字塔的设计图在法老王和他的设计师手中，而这些奴隶绝不会因为"按图索骥"建造了金字塔而变得强大起来，为了生存，他们还必须按照法老王设定的规则走下去，他们始终只能是奴隶。…… 未富先老危机 超限战前言：一直以来，我都想写一些关于国家命运的东西，将我所看到而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写出来。也正因为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才更觉得这样做，作为一名国家公民，我责无旁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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